读不懂这四个“字”，你就读不懂“四大名著”

三、四百年来，“四大名著”始终占居着人们重要的阅读空间，对于人们阅读习惯的养成、阅读能力的提升，迄今为止仍然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在“四大名著”的阅读过程中，笔者越来越发现：“爱读”者不乏其人，但“会读”者为数不多。谨此，笔者不揣简陋，将“四大名著”的“读法”略述如下，以求有益于读者，更待教于方家。

读《西游》贵“悟”

“四大名著”中，《西游记》似乎争议最多。不少人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欠严肃的作品，其定型化的人物形象塑造、重复性的情节设置，甚至其宿命论式的思想取向、道义宣扬，都能使其被拒斥于“四大名著”之外。

胡适先生在《西游记考证》中的评价——“《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确实代表了相当数量读者的意见。

笔者以为，《西游记》的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中诚有些许缺憾，其思想取向、道义宣扬亦有所偏颇甚或流于愚昧，但这些“硬伤”并不足以抹煞《西游记》的艺术成就。换言之，除《西游记》外，其余“三大名著”亦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实不该厚此薄彼、一眚而掩大德；撇开个中不足，《西游记》绝对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力作。

那么，为何还有不少人甚至是巨擘方家都把《西游记》归入神话故事甚或儿童读物之流呢？笔者以为，无他，全在其“读法”上的偏失；假令读者能够透过其“变幻恍忽之事”而解其“间杂微妙之语”，必能充分享受到解颐之乐、顿悟之喜。简言之，笔者以为：欲读《西游记》，全在一种“通透”之功，一个“悟”字。

《西游记》写的是神怪世界，包罗的是人间万象，其书中神魔皆有人性，精魅每通世故，八十一难亦多有旨归。仅以孙悟空论，其由魔而成佛的历程，即见证出了人心路成长的必由进程（无性→生性、任性→收性→最高层次的“无性”），而其与天庭体制中众神的交往、博弈，则透视出了社会体制、人事纠葛、世态万象。

在阅读《西游记》的过程中，如果只偏执于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热闹、九九八十一难的离奇，势必难以体会到其重复式的情节设置中掩寓着的深邃思考、精巧构思，其定型化的形象塑造里见证了的思想成长、人生顿悟。

凡此，《西游记》中，作者通过孙悟空等人物、故事，影射、反映、挖掘出的社会思考、人生问题，充分体现了思想的容量、认知的境界，即便用现代眼光关照，亦每給人以茅塞顿开、眼界大展之感。读《西游记》，若无此觉悟意识、识见能力，读烂卷帙实枉然。

最近，经济学家周方银先生写了一部《解码〈西游记〉》（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很受读者的喜爱和推重。在这部书中，作者梳理、研讨、挖掘出了《西游记》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八十一难中的种种玄机，悟空、八戒等对于人生的启迪等等，都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扇“窗户”。

周方银先生的《解码〈西游记〉》，让人充分见识了《西游记》的魅力所在，更让人意识到阅读《西游记》必须的悟性和投入。——笔者以为，在“四大名著”中，惟有读《西游记》是最需要成长的：不同年龄阶段下、不同人生际遇后，其对《西游记》的鉴赏、接受，当是各不相同的。

对于有人所执迷的“老不看《西游》”云者，笔者以为，并非因为年长后不适合看文风略显滑稽、轻松的“儿童读物”《西游记》，而是因为若此时才忽然意识到《西游记》中的诸多本应该在儿童时即省悟的启示、教益，却因为自己当时的“未得甚解”而未能好好地用以指导人生、规避踬踣而徒生浩叹，以致不忍再读、不能细读而已。——会读《西游》，也宜“从娃娃抓起”；欲解《西游》，则最在一个“悟”字。

读《红楼》忌“痴”

《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红学”至今仍属一门“显学”。正因为《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几臻至境，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备受历代读者的爱慕、推崇。而在诸多读者中，沉迷于其中而意欲勉尽心力、别通蹊径以解读《红楼》、解构《红楼》者，不可足数。若索引派、考证派、“新红学”等，皆欲为“红楼”解梦、说梦，几近痴迷。是以，由“红楼”而探寻芹溪家事、明相（明珠）沉浮、康雍朝政，甚至雍正之死、（秦）可卿之谜、宝黛归属者，奇论妙解迭出，尽极寻章索句、牵连出奇之能事。有鉴于此，笔者以为，阅读《红楼梦》之关键，最忌“痴”“迷”。

详言之，《红楼梦》在作者、主旨、创作、流传等方面诚有诸多谜团、因缘，但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就最大多数读者而言，还是应该从文学欣赏角度切入，在提高读写能力、增长艺术修养方面着力，断不可偏执于文本之外，“舍本逐末”。

即便，在阅读过程中能有所“发见”“斩获”，也不应该由此而妄动杂念，萌生涉入“红学”、成为“专家”的冲动甚或自信。恕笔者直言，就“红学”研究所需要的知识储备、学养锻炼、思维取式而言，超越了绝大多数读者的想象能力，亦绝非人们想为而能为、可为。谨此，笔者以为：回归《红楼梦》文本阅读，走出“痴”“迷”，当是众多读者阅读《红楼梦》所应取抑或所能取的“读书之法”。

据传，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去世前夕，忽然省悟：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原来是误解了《红楼梦》；《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俞平伯先生作为“红学”大家，其发见之力、研习之功，人所共见。俞先生临终前这席话，不排除其一贯的谦逊、自省的长者风范。但俞先生这席话，对于众多读者而言仍不失教益——《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必须以鉴赏小说的心态、方式、理路来阅读《红楼梦》，切忌“痴”“迷”；设若再痴人说“梦”，到头来难免大梦一场，落得个“千红一窟”“落红一片”，剩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读《水浒》在“出”

《水浒传》全名《忠义水浒传》，关于《水浒传》的题旨是否属于“表现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学界迄今仍在争议；但对于《水浒传》中着力摹写、表现的“忠义”，却历来颇受人们的推崇。但笔者以为，读《水浒传》的关节，却正在走出“忠义”的桎梏。

换言之，会读《水浒》者，必须不执迷于“一百单八将”的“忠义”，能够理性地分析他们的英雄事迹，“走出”将他们视为“英雄”的误区。惟如此，才会不为《水浒》所误、所惑。为此，笔者拟历数一下“一百单八将”的“不是”，籍以使读者明确“走出”《水浒》中所标榜的“忠义”“英雄”之必要。

概而言之，在笔者看来，梁山“一百单八将”主要有以下“不足”：

一、逞强恃勇，偏斜蛮横。在梁山“一百单八将”心目中，并没有一种高尚的理念、公正的法则，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不是缘于“道义”，而是肆于个人恩怨、集团利益，甚或出于一己私利，难得与“道义”相联。如“三打祝家庄”、攻打曾头市（因为曾家扣押了段景柱那匹被他称为是“梁山泊宋公明”的玉狮子马），梁山师出有名，但理有所亏，难涉“道义”。

二、嗜杀成性，滥及无辜。梁山“一百单八将”在性起时罕再顾忌道理，他们杀贪除暴固然使人解气，但其殃及无辜，更令人倍感恐怖和可憎。江州劫法场、血溅鸳鸯楼，都体现出了他们的“嗜杀”“滥杀”成性。可以说，缺失了最起码的原则和理性后，梁山“一百单八将”标榜的勇毅果敢，使他们有时更像一群暴徒。

三、粗俗野蛮，嚣张放纵。梁山“一百单八将”醉心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纵声笑谈，他们以粗俗为美、以凶蛮为勇的习性，使其与高雅、礼让绝缘。当李逵一次又一次地裸去衣衫叫嚣冲杀，当鲁智深肆意地大快朵颐、袒胸裸睡，当雷横不问青红皂白就一枷劈死了白秀英，梁山“一百单八将” 流露出的粗俗放纵、蛮横嚣张，甚至只能将其归入蛮夫野汉之辈，实难体现英雄成色。

四、偏辟乖张，不择手段。梁山“一百单八将”每每将奸诈混淆为灵活，将偏斜标榜为智慧，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择手段、不顾他人。诱扈三娘就范、逼卢俊义聚义、“请”徐宁上山，这些行径，貌似求贤若渴，但极尽卑劣、冷酷之能事；虽可使水泊梁山盛极一时，但难掩其骨子里的乖张偏斜甚或无赖卑劣。

并上所述，《水浒》中“一百单八将”身上表现出的诸多性格缺陷、认知惑乱和动机隐晦，委实算不上英雄。读《水浒传》若不在“出”上有所计较，难免惑乱到人们的视听、知行。要之，江山多娇，代出英雄，我们有埋头苦干的英雄、拼命硬干的英雄、为民请命的英雄、舍身求法的英雄，但梁山“一百单八将”，绝难数上英雄——尔等本莽汉，奈何称英雄？

我们在赏读、借鉴《水浒传》这部“才子书”的辞章表达、形象塑造的艺术成就后，必须对其义理表现、情结追求的思想倾向有所扬弃，保持清醒。——笔者有时甚至止不住担心：假如梁山后来没有上当招安，反而最终得以推翻赵宋天下，“一百单八将”皆封侯拜相称王，天下又能是个什么样子?!

读《三国》需“入”

《三国演义》绝不同于《三国志》，其说史、叙事、论人、待物，都经过了作者的艺术加工、主观判断、思维取向。是以，欲了解三国历史、评判三国人物，绝不可据《三国演义》为底本。

但是，较之《三国志》，《三国演义》在说史、叙事、论人、待物的过程中，因为作者的主观参与、判断取舍，反而呈现出更鲜活、更共性的经验、规则和教益。

如官渡之战后曹操的驭人之术、火烧赤壁中的连环计、七擒孟获时的攻心为上、“空城计”里的“逆其道而行之”，都因为作者的加工、挖掘、渲染，而变得更加鲜明、通透，给人以更集中、更深刻的印象和触动。

由此，笔者以为，在《三国演义》的阅读过程中，撇开文本阅读，最理想的阅读状态就是在读透人物、故事本身后而借鉴到其人物、故事以外；一言蔽之，读《三国》之法，在文本阅读到位后，最贵在“读入”人物、故事，籍以启迪、检验、历炼自己的认知思维、行事能力。

可能，笔者上述所论，难免给人以“功利”甚或“诱人弃善”的错觉，更印证出人们讲究的“少不看《三国》”的顾虑——预防孩子读后陡增心计、失却天真。——笔者建议的读《三国》贵在“读入”，绝非教人一味“读入”而不计取舍，笔者的主旨是教人“从善如流”而非“从恶如崩”。换言之，笔者是希望读者通过对《三国》中人物、故事的判断、参照，更好地反省、觉悟到待人接物处世时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关乎“道义”），如何去做、如何做得更好（关乎“术数”），在实现“道”“术”的“扬弃”后，增进成功的机率。

其实，笔者以为，在很多情况下，“智”与“奸”之大限，缘在一念之间：“从善”则智，“为恶”则奸。《三国》中“智谋”“奸诈”并处，“智士”“奸雄”同存，正可在引导我们提高认知、开拓思维际，帮助我们检验判断、历炼取舍。“读入”《三国》，在提高读写能力、增长艺术修养后能再具此“二美”，诚为数得。——但如此，何来“少不看《三国》”之虞?!笔者以为，只要读书有方、指导得术，“少看《三国》”最宜！

开卷有益，读书有方。越是经典之作，越需要掌握科学的读书门径。但是，在阅读中，却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迷于歧途、惑于偏执者，每每如是。如上，笔者谨结合“四大名著”述及了读书方法之偏重取舍。限于能力，所论难免欠当。惟希望鉴于“四大名著”在中国古代小说、在人们阅读进程中的显要地位，而能由此彰显“读书方法”之重要，在求证于方家际，亦有益于读者。

历史大学堂特邀作者作品文：张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