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头台为什么会退出历史舞台？

断头台是终极舞台，千百年来，生与死在这里严肃上演。斩首是刽子手的杰作，围在断头台周围的人群很快就会对他的表现作出评判；而断头机的出现将斩首转变成了一套不带感情的程序，尽可能把残忍程度最小化了。

人们普遍认为处决现场出现庞大而喧闹的人群属于我们过去的一个遥远时代的事情。也确实是这样，但越是阅读行刑的历史，我就越发认为，在过去的两百年里，死刑执行之所以逐步从公众的眼前隐去——某种程度上还有酷刑作为一种惩罚方式的消亡——更多的与上流社会的成见有关，而和大众舆论的关系不大。始终有人乐意观看处决，乐意享受这样的壮观场面。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也并不是断头台上的景象变得很不体面，而是顽固痴迷的观众变得有点令人尴尬，大概还有对社会秩序的威胁。

公开执行死刑走向了终结，这并不是因为行刑本身，而是归因于前来观看死刑的围观者的敏感性与精英当中对可接受行为的定义之间不断拓宽的鸿沟。

在18和19世纪，围观某人被处死开始被视为违背人性，但每当有人提供了观看的机会，也从不曾阻止人们观看，未来大概也不会。行刑一直吸引着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满腹经纶的学者和目不识丁的文盲。个人反应也可能不同——有人会哈哈大笑，冷嘲热讽，另一些人会认真地做记录，还有人会晕倒、呕吐或哭喊，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反应由文化所决定，但历史的教训是，目睹斩首及其他形式的处决在我们作为人的能力范围之内，不止如此，我们还可以把它们作为流行的公共事件来欣赏。哪里有公开处决，哪里就有围观行刑的人群。

▲处死路易十六

在19世纪初的伦敦，可能有五千人来观看一次标准的绞刑，但赶来观看一个著名重罪犯被杀死的人群则可能多达四万甚至十万人。这个数字许多年来几乎没什么改变。雷尼·贝西亚在1936年被绞死的时候，据估计有两万人围观，这是美国最后一次公开执行的死刑。（应当承认，它所吸引到的公众注意之所以比平常更多，要归因于绞刑手是一个女人：县治安官弗洛伦斯·汤普森。结果，汤普森委派一位前警察代她履行职责，拉动扳机，放开绞索下的活板。）

三年后，一大群容易激动的民众聚集在凡尔赛的圣皮埃尔监狱外，观看臭名昭著的德国连环杀手欧根·魏德曼被送上断头台。魏德曼成为法国最后一个被公开处决的人，表面上是因为那天来观看的人群变得“特别可怕”，有少数人试图爬到附近的屋顶上来观看正在运转的断头台，虽然这一点确实如此，但关于醉酒和蛮横行为的传闻也确实被媒体极大地夸大了。

正如历史学家保罗·弗里德兰所指出的，魏德曼受刑的真正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被推迟了。有一个新来的行刑者，这是他第一次执行任务，他低估了准备工作的用时。因此，魏德曼的处决并没有像惯常的那样在黎明破晓时分顺利进行，而是推到了天色大亮之后，于是人群中的摄影师充分利用了白天的光线。

接下来就有一系列照片显示了行刑的一帧帧定格画面，一秒接一秒，在接下来的那些日子里，可以从一些印刷精美的杂志上看到。断头台的刀片在下落的过程中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捕捉到了。就当局而言，更糟糕的是这次行刑被摄像机录了下来。你今天依然可以在网上看到它，仿佛那些围观这一事件的“令人憎恶”、“难以驾驭”的人群还不够糟糕似的。如今，多亏了摄影技术的改进，成千上万好奇的观众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公开处决。魏德曼被执行死刑一个礼拜之后，公开处决在法国遭到禁止——不是因为它们太恐怖，不适合观看，而是因为当局知道人们愿意观看，不管它们多么恐怖。

▲《父亲的诅咒》，格勒兹，18世纪法国画家

死刑在欧洲已不复存在，而在美国，各州执行的死刑判决不再是公共事件，尽管它们依然会引起骚动。当美国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杀手蒂莫西·麦克维在2001年5月通过注射致命药物执行死刑的时候，印第安纳州的小城特雷霍特人满为患，挤满了观光客。超过1300个新闻媒体的成员，在他们支持团队的陪伴下，与几百个抗议者和几个贩卖食品、T恤衫和纪念品的商人一起，抵达这座小城，为的就是充分利用这一事件。死刑执行一个月之前，当地的一个记者说：“我们吃、睡、呼吸，都离不开麦克维。”

当然，其中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没有看到麦克维死去；那些注视着他死去的人，从专门的观察室里俯瞰着装有彩色玻璃壁板的行刑室。这些人包括十位受害者的家人、十位随机选择的记者、人数并未透露的政府官员、几个监狱工作人员以及麦克维选择的四个目击证人（两个律师、一个他的辩护团队的调查员和他的传记作者）。另外232个受害者家人通过闭路电视观看了整个事件的直播。

政府裁定，这些目击者有权知道关于一个人如何死去所应当知道的东西。我们不可能知道，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是不是有更多的人愿意观看正式处决，但下面这个猜测似乎不无道理：像麦克维行刑这样一次处决既能吸引直接受其罪行影响的人，也应该会吸引那些以目击他人痛苦为乐的人。

摘自《人类砍头小史》弗朗西斯·拉尔森著，北京斯坦威图书授权合作稿件

文：弗朗西斯·拉尔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