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钱币发展史，曾是领先世界的霸主？

在基督诞生几百年前，中国的国家政府就已经开始发行青铜制成的圆形硬币了，青铜是一种铜、锡合金。每文铜钱中间有一个方孔，与等重的青铜等价。这个货币系统存在缺陷。青铜本身价值并不特别高，因此单枚铜钱的面值也就很低。为了创造价值更大的单位，人们把铜钱穿成串，每串百文或千文。

铜钱串体积大而笨重，而且价值依然不高。要求中国的大商人使用铜钱，就像让今天的并购银行家用成捆的25美分硬币去收购公司。更糟的是，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家、中国货币史专家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研究，最终这个帝国的铜藏量告罄，无法满足制造钱币的需求了。铜短缺的宋朝被迫建立了一套“短陌”（short-string）标准，770文钱的钱串可以当作千文使用。

▲会子的青铜版

1161年，宋代出现了或许是全球最早的现代纸币：会子。

地方政府和豪富巨贾试用纸质钱币已有两个世纪之久，但会子是首例全国性的、国家印制的钞票。它按铜钱币值来计算价值；最低面额的钞票等值于200文铜钱，最高的等于3 000文。（欧洲最早的钞票出现在1661年，晚了5个世纪。）

理论上来说，人们可以将手里的会子换成铜钱。不过，中国政府和商人很快就发现，印造会子能降低对铜币的需求，使他们能将铜币出口到同样以中国铜币为货币的日本。政府印制的纸币越多，能用于出口的铜币量就越大。在他们推出这一创举几十年后，会子事实上与铜币脱钩了：不论纸币面额多大，它们都无法兑换成铜钱了。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了经济学家所说的“法定货币”（fiat money）。

法定货币没有内在价值，它之所以有一定价值是因为政府宣布它有效。美元就是一个例子，同样还包括欧元。作为纸片，美元和欧元钞票本身几乎是毫无价值的。然而，由于它们是政府机构正式印制的，人们便可以把这些花花绿绿的矩形纸片交给杂货店店员，然后拎着满袋食物走出店门。相比之下，在西班牙帝国内流通的比索银币则是商品货币：因其制造原料昂贵且具有价值。中国的铜币也是这个道理，只是青铜并不特别贵重。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商品货币是有问题的，因为政府不能完全控制钱币的供应，国家货币就会受到随机冲击的支配。例如，在哥伦布航海时代，从缅甸到非洲西部的贝宁都通行的货币是子安贝。不久后，欧洲人从印度洋上盛产贝壳的马尔代夫群岛运来了巨量贝壳。整条狭长区域内的政府都被击溃了。运转了数世纪之久的金融系统，在电光火石间就崩溃了。

但这种外部压力对法定货币不会构成冲击。有了法定货币，政府几乎彻底掌控了货币供应；它决定了钞票的需求量并指导铸币厂的印制。理论上来说，政治家可以通过扩大或收紧货币供应来打造更好的经济环境。

▲宋代的会子

法定货币最大的缺陷也恰恰是它最大的优势：钞票的印刷量由政府决定。

施行纸币后，宋代皇帝惊讶地发现：他们只需将油墨图案印到纸片上，就可以买东西了。这一策略在数十年时间里都是成功的。随着纸质货币在整个帝国的推广，国家必须增大纸币供应，皇帝个人的花费也就被整体的上升给淹没了。13世纪初，南宋皇帝（宋理宗）决定与北方的敌人开战—首先是金，然后是蒙古人。为了应付粮草和军队的开销，他将印钞机开到了最高挡。结果出现了通货膨胀。但宋还没来得及引发货币灾难就败给了蒙古人。之后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发行了他们自己的纸币，总量极其庞大。发明恶性通货膨胀的“荣誉”属于蒙古人。到14世纪50年代，元的纸币已经完全失去价值了。十年后，元朝被明朝取而代之。

明朝第一任皇帝洪武皇帝刚登基，就下令以他的名义发行新钱币—不再是毫无价值的纸币。可惜的是，洪武帝发现这泱泱大国的铜矿藏已经近乎耗尽。自然而然，铜的价格上涨了；青铜币的铸造成本甚至超过了它预设的面值。情况就像每生产一个面额一毛的硬币，需要花费两毛的成本。毫不意外，发行的钱币并不多。明铜钱于是变成了罕见物，因为过于少见，生意人在收到它们时甚至会犹豫，商人缺乏与这种钱币打交道的经验，因而无法辨别它们的真伪。

明王朝很快就和前朝一样发现了启动印钞机的好处。通货膨胀再次爆发；十年间，纸币贬值约75%。洪武帝的应对方式是不再发行新的铜钱。他想迫使人们使用纸币，但并不奏效。关闭铸币厂的举动导致货币供应出现不足，因而令明政府发行的铜币更加稀缺，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它们作为货币的价值。古币的价值则被抬高，因为人们信任也熟悉它们。同时，形势极大地促进了造伪。大部分伪造的铜钱很容易和真币区分开来。但商人太渴望顾客以某种方式付给他们钱，因而也就接受了伪币，不过他们会要求溢价。

当商人忙着攫取所有能找到的古币与伪币时，纸币在继续贬值。1394年，明政府下令禁止使用本朝的钱币—一个“无视经济现实”的政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家万志英在1996年出版的《财富之源泉》（Fountain of Fortune）中这样写道（笔者的描述也主要引自这本杰出的中国货币史专著）。不出所料，政策失败了。但皇帝锲而不舍，在1397年、1403年、1404年、1419年和1425年五度禁止使用铸钱。每当禁令失效，皇帝就会再次准许铜币流通，直到下一轮禁令开始。与此同时，明还在以足以引发通货膨胀的速度印纸钞。这一切听上去犹如精神错乱，但事实确是如此。在派系林立、积怨弥深的朝廷，政府政策往往只是大臣密谋权斗的偶然性副产品，制定之初就很少顾及它们的实效。结果导致当倭寇震动东南沿海时，天朝帝国却没有能正常运作的货币了。

我的表述过于简单化了。货币依然在运作，间歇地、不可预知地运作。每位皇帝都会发行刻有自己年号的钱币。但当他死后，继任者会很快宣布先帝在位时铸造的钱币没有价值；只有新帝铸造的新币才是唯一有效的货币。正史《明史》记载道，商人们突然发现“资本一日消尽，往往吞声自尽”。

▲清代西宁府董鹏九银锭

因为需要用东西来进行支付，在新君的钱币运到之前，商人和顾客会使用前几任君主的旧币；由于铜料的缺乏和王朝的行政低效，这一过渡经常要延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然后他们会使用新币，直到政府突然再次禁币。据台湾历史学家全汉升称，这最终变成了一场传递烫手金融山芋的游戏，每个人都努力在价值归零之前花光所有的铸钱—当那一刻到来，他们会竭力把铸钱转嫁给倒霉的接盘笨蛋。

“而乃旦更暮改，迄无定议，”16世纪的一位帝国首辅悲叹，“小民见得如此，恐今日钱而明日不用，将必至于饿死。是以愈变更愈纷乱，愈禁约愈惊惶，铺面不敢开，买卖不得行，而嗷嗷为甚。”

“旦所得钱，暮不能为用”，1606年中原地区的一份地方志这样解释道。店主会突然全部拒收。

一夫倡言，千人附和，虽有厉禁，视若弁髦。无何，有客来买前钱，以一当三，捆载而去。此所谓垄断之尤，而奸人之雄也。富商大贾，坐牟厚利，细民重困，无有已时。

这些抱怨有夸大吗？1521年，嘉靖皇帝继位登基。当时他还年轻，距离用女子身体修炼长生术的岁月还有几十年，他正迫切渴望重新掌控国家的货币供给。他决定发行高质量的新钱，以为这样人们就会放弃旧币和假币了。

地理学家、史学家顾炎武在鸿篇巨制《天下郡国利病书》（The Strategic Advantages and Weaknesses of Each Province in the Empire）中描述了嘉靖新币的影响。顾炎武举了位于月港以南10英里的福建漳浦县的例子。顾炎武写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县里的商人在嘉靖朝开始后仍然倾向于使用宋代的铸钱—准确地说，宋神宗元丰年间的钱—而此时距离其发行的1085年，已过去四个多世纪了。之后十年，嘉靖皇帝设立铸币厂，以最快的速度造出钱币。嘉靖的努力对漳浦的影响并不大。年复一年，顾炎武描述，人们首选的钱从一种宋钱换成另一种。每次更替后，手里积攒的废钱就成了困扰。直到1577年，嘉靖皇帝驾崩五年后，漳浦县才终于开始使用合法货币。数十年来，人们第一次使用现任统治者万历皇帝铸造的钱币。但这一状况转瞬即逝，顾炎武写道：“方一年，而万历钱又置不用。”

▲名为“银锭”（sycee）的小银块，在明、清两代取代了铸币。银锭上的烙印包括银匠的标志（从图中难以识别，可能是“顺祥匠”）和年份（光绪二十年，即1895年）。

白银早已被视为价值贮藏的一种，只是因为它太稀有、昂贵，所以很少用于普通的小规模交易。但铜钱和纸币的不确定性使得无计可施的商人会随身携带做成浅碗状、直径一到四英寸的小银锭。生意人碰面时用银锭来做买卖，使用珠宝商的秤来称重，然后用特制剪刀裁下需要的量；他们会请“看银师”来鉴定银锭的纯度，“看银师”收取评估费，而且通常会对买卖双方耍诈。尽管不太灵光，但这套系统比起随时可能价值归零的铸钱要好得多。1570年，一位作家抱怨道，到倭乱末期，铸钱在整个市场交易中的使用份额已经不到十分之一了。中国政府并没有发行银锭；仿佛在自由主义的幻梦中一样，货币供应实际上实现了私有化。任何能弄到白银的人都能请“看银师”来认证它—即刻可用的钱！大家都在使用散碎银两付账。

明朝皇帝也渐渐不情不愿地接受了这套系统。中国基本的税收制度—农民上缴一部分收获物—已经延续800年没有改变过了。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不但充满了漏洞还增加了许多额外税项，这为腐败提供了机会。京城朝廷通过一系列法令，重排了税赋清册，并要求人民用原银而非实物来缴纳新增的税赋。到16世纪70年代，万历朝开始时，90%运到北京的税收都是闪着光泽的金属块。

?中国是当时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的“白银化”意味着数千万富裕的中国人突然之间需要大量的银块，用来完成缴税、做生意等最基本的事情。它激起了对这种金属极其庞大的需求。麻烦的是，中国的银矿就像它的铜矿一样，几近枯竭了。买卖人弄不到足够的白银去支付任何东西，包括他们自己的税费。附近唯一的白银供应源就是日本。在官方层面，中国和日本之间并不友善—确实如此，这两个国家不久后将在朝鲜爆发一场战争。为了得到足够多的白银来维持生意运转，商人们找到了倭寇。买卖人用丝绸、瓷器和持有白银的凶寇做生意，回国后用这些银子交税，最后银子又被投入到打击凶寇的军事行动中。明政府是在与自己的货币供应来源作战。

无法调和矛盾的京城最终允许福建商人出海经商而无须担心受罚。如今可以公开行事了，福建人将成千上万的人（大家族中的幼子）送往亚洲各地，为之后的贸易或榨取建立立足点。即使是在马尼拉的马来村（Malay village）这样荒僻的地方，当黎牙实比在1571年登陆时，当地也已经有150多个中国人了。另有数百人显然住在群岛的其他地方。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菲律宾意外地发现带有白银的外国人，这简直是天赐良机。运来西班牙银元的大帆船，就是满载钱币的船。

摘自书籍《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美] 查尔斯·曼恩（著），中信集团出版社授权合作稿，全网首发。

文：查尔斯·曼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