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最早竟是由古代契丹人首创的？

落后文明要在短时间内向先进文明过渡，一直是个历史性难题。

因为，但凡是自发的变革，首先都是下层器物的革新和经济方式的转变，这种模式可以称为“自下而上”。比如唐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兴起，加上科举制提供了下层崛起的条件，经济基础得到了改变后，整个社会才可能由“士族”转向“平民”，文化思想也由“贵族文学”转变为“平民文学” ——这个过程由中唐持续到北宋，历经上百年，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又如英国“工业革命”，首先是在经济基础方面转型到工商业，然后上层的政治体制也就顺应而为。

▲辽上京壁画《契丹儿女》

而一个落后文明要在短时间内迈向先进文明，无疑是需要强制改革的，这种模式与上一种正好相反，可以称为“自上而下”。君王在最顶尖，利用强权推行改革，其着眼点在于修改上层建筑，而下层经济基础缺失，就必然成为空中楼阁，无本之源。比如晚清“戊戌变法”，就是典型的失败案例；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只改上层，没有改革农奴土地制度，也是不成功的。

落后文明应该如何过渡呢？

▲辽国疆域

继鲜卑人之后，契丹人是历史上又一个崛起的少数民族。它在公元 10世纪建立了一个比北魏更强大的国家——辽国。

辽国的疆域，比当时的汉族政权 ——宋朝要大两倍之多，两国抗衡了上百年，“契丹”的赫赫威名，一度延伸到中亚乃至欧洲，当时许多外国人就把契丹等同于中国。

契丹人吸取了鲜卑人的教训，不再搞“全盘汉化”，而是结合了自己的“国情”。

当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年事已高，要在儿子当中选接班人。长子和次子都很优秀，在满朝文武大臣中各有一批支持者。长子耶律倍是皇太子，精通汉文化，诗词歌赋无一不熟，很受耶律阿保机的喜爱；次子耶律德光是兵马大元帅，掌握军权，骁勇善战，也很受耶律阿保机的喜爱。但由于辽国初建不久，大部分皇室和官僚都排斥汉化，再加上辽太后依然主张奴隶制度，所以喜爱汉文明的皇太子耶律倍失去了大多数朝臣的支持，让位于弟弟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便是辽太宗，他成为辽国的第二代领导人后，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辽国要发展，就要摆脱落后的体制，向南扩张，引进先进的汉文明体制；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却拒绝汉化，排斥汉文明，所以才导致皇太子耶律倍失去帝位，这个前车之鉴也是辽太宗要顾忌的。

▲耶律阿保机，辽朝开国君主

历朝历代，改革总是会遭到守旧势力的抵触。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清朝戊戌变法，旧势力疯狂反扑，大清国丧失良机；沙皇俄国全盘学习西欧，彼得大帝也遭到强烈抵制；日本明治维新，幕府势力极力阻止；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教士垄断上层不放手……

辽朝也是一样，旧有的契丹贵族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如果走“汉化”改革道路，他们的奴隶制度就会瓦解，兵马、粮草、钱等的一系列管理体制就会被汉族体制所替代，更令他们担忧的是，汉族精英一定会受到重用，到时候，契丹贵族的权力会拱手让与汉族官僚，这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

之前的北魏全盘汉化导致的社会分裂，也是前车之鉴，辽太宗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统治下的国家步北魏的后尘。

怎么办？

辽太宗雄才大略，在夺得中原重地“幽云十六州”后，富有创新精神地提出了新模式。

▲燕云十六州，即幽云十六州

“一个国家可以有两种制度，此所谓‘因俗而治’。最重要的是先把经济搞上来，百姓安居乐业了，其他问题也就好办了。”站在游牧草原和农耕田地的分界线上，辽太宗跃马扬鞭，这样告诫契丹官员。

《辽史》记载：“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辽朝的“一国两制”内容如下。

行政体制为“南”“北”二院，在契丹旧地，依然沿用奴隶社会的部族制，官吏一律用契丹族人，掌握契丹的一切军政事务，也是辽朝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中原地区则用汉族的方法治理，仿效唐朝的官制，设立三省六部机构，以此安抚汉族精英，让他们来管理汉族人的事务。但是北院的权力要高于南院，可见辽朝的政治重心在于契丹本民族。

南北分院的“一国两制”为后世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政治遗产，很好地处理了“国情”与“接轨”的内在矛盾。《辽史》记载：“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属焉。 ”

▲《东丹王出行图》局部

由于南院是被征服的中原汉地，与北方的契丹旧地没有利益冲突，所以契丹旧贵族们并没有损失，也就不反对在南方搞改革。辽太宗稳定了国内各种势力，便可以腾出手来发展经济，在幽云十六州选拔了一批汉族的知识分子治理南方的事务，下诏书招聘贤才，引进汉族的做法。

甚至连辽朝的首都也分为多个：上京、南京、东京（“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上京是契丹人发源之地，祖居于此，风俗习惯沿用本民族传统；南京是今天的北京，已属中原农业地区，建立南京后就开始设立南面官员了，主要用来治理汉族人；东京则是被征服的渤海国，也大体上遵循旧有制度不改变。

辽朝的多个京城，以上京为根基，向四面八方扩展，从各个方位控制了辽政权所统辖的不同地区，这在客观上符合了契丹主体民族的国情，也照顾了其他民族的利益，使“国情”与“接轨”得到了很好的统一。

十几年下来，通过潜移默化的对比，北方的契丹贵族们开始明白：“哦！南方经济果然发展很快，汉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确实比游牧的居无定所要先进很多！如果我们学习南方这样做，也会取得很大成果。”契丹贵族们逐渐由反对变为支持，尤其到了“契丹二代”，他们比父辈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开始了解汉族商品、使用汉族器具，到逐步热衷汉族的衣冠服饰、饮食文化，最后到羡慕汉族的政治体制——这种渐进式的改良，终于扩散到整个辽国。

▲明成祖朱棣被西方世界称为“契丹皇帝”

辽朝以渐进式改良，逐步完成了“现代化”，并保持了自身特色，留下足够的时间去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国内稳步发展，没有像北魏那样产生过大动荡，可见契丹人比鲜卑人要成熟了很多。

正因为辽朝很好地处理了“国情”和“接轨”问题，其灿烂的文化和声名也比北魏更加持久。辽代的医药久负盛名，《脉诀》和《针灸书》中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应用在临床实践中；辽代的镏金、染织、造马具、制瓷工艺精湛；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被并列为“天下第一”；契丹族绘画、舞乐、建筑等艺术，多姿多彩，成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契丹有自己的文字，使用了好几百年，极大地影响了西夏和女真文字，是契丹族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

在 10～ 12世纪，辽朝成为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契丹”一词甚至成为外国人对中国的代指，在俄语中，“中国”的发音是“ Kitay”（或 “Kitai”），英语也有用“ Cathay”的称呼来表示中国，几乎所有阿尔泰语系的北方诸民族，以及远至中亚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都以“契丹”一词指称中国。甚至在元朝建立后，欧洲古代东方行记中仍将中国的北方和中原并称为“契丹”，乃至到 15世纪初，明成祖朱棣还被西方世界称为“契丹皇帝” —可见辽王朝声名之远播，影响之巨大，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摘自《变革之路－中国历朝改革得失》，鞠佳（著），中国工人出版社授权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