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正的了解文身吗？

从东方回到西方

文身的英文“tattoo”，源自于塔西提语言中的“tatau”，意为“在身上划下记号”。

约瑟芬·班克斯（JosephBanks）在探险家詹姆斯·库克1769年的南太平洋航海纪录中（他作为自然学家参与了这次航行），首次提到这个在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有着重要意义的词汇。

而如今被我们当做文化，甚至艺术现象的文身，最开始很可能源自一种医学实践。论据来自于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冰层中发现的“奥兹冰人”。

科学家在这具保存完好的青铜时代居民遗体上，发现了40多处文身。“奥兹冰人”的文身只是点线的简单组合，这些文身代表着什么？

“奥兹冰人”的文身

由于缺乏其他资料佐证，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确切答案，但是有一种假设颇为流行：这些特殊位置的图案是为缓解关节疼痛和治疗某些疾病而纹的，作用类似中医的针灸。

文身在地中海地区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遭遇到第一次“全面打击”。崇尚自然躯体的希腊和罗马人，很难接受文身，尤其公元4世纪，罗马有了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之后，文身开始作为罪犯的特殊标志使用。

787年，教皇阿德里安一世颁布法令，视文身为异教和迷信的象征，禁止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出现。此后禁令被不断强化，终于，11世纪左右，文身的车轮在欧洲彻底停止下来。

说来也巧，从古罗马时代开始，文身就和不列颠岛上的居民结下了不解之缘。罗马战士的文身爱好，很多是在与不列颠人交战的过程中养成的（当时的不列颠武士喜欢将文身当做荣耀的象征）。

而文身于欧洲销声匿迹了600年后，又是英国人再次将“它”带了回来——也许用“他”更合适一点，因为这次出现在伦敦居民面前的是个活生生的人。

1691年9月，冒险家威廉·丹皮尔（WilliamDampier）从菲律宾带回来一个满是文身的奴隶吉奥罗，希望在伦敦靠展出这个奇异的“野蛮人”捞上一笔。

伦敦人对吉奥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天不遂人愿，吉奥罗登陆英伦没多久就因感染天花而死。虽然威廉·丹皮尔的发财计划泡了汤，但伦敦人有幸在几个世纪之后重新看到了文身，从此这种为宗教所不容的风俗，总算在欧洲又扎了根。

水手与国王

到了18世纪库克船长的南太平洋航行之后，英国人对文身的态度已经开始从猎奇向尝试转变了，领风气之先的自然是需要四海航行的水手。

又过了大约一个世纪，当时的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出访耶路撒冷时，在自己的胳膊上文上了一只耶路撒冷十字架，这几乎象征着王室对文身的正式认可。

爱德华七世骑马出行

不止如此，因为特立独行的性格让整个王室头痛的爱德华七世，在文身问题上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还鼓励自己的儿子们勇敢尝试。

1882年，他特意嘱咐在日本访问的儿子克拉伦斯公爵维克多和约克公爵乔治（未来的乔治五世）探访被人称作“文身界莎士比亚”的Hori Chiyo的工坊，并由大师亲自给两位王子文身。

当两人途经耶路撒冷时，20年前曾为爱德华七世服务过的文身师傅，又在两位王子身上留下了相同的记号。

王室对文身的热爱，让这股潮流风靡英国的上层社会，那些富裕的贵族和海军军官们争相前往日本文身。

日本的文身艺术堪称精美绝伦。日本的文身艺术古已有之，到幕府末期已经发展到极高的境界，形成了以Horimono（用精美的文身覆盖大面积皮肤）为代表的固定风格。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文身奠定了当代文身艺术的基础风格。19世纪末，西方最先将“文身”与“艺术”两个词汇并列的文身师Tom Riley、Sutherland Macdonald等人，正是依靠将日本文身风格介绍到欧洲而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以色彩、明暗、构图等绘画技巧为基础的创作，渐渐取代了简单的线条图形，直至今日依然是文身艺术的主流。

普及之路

当我们把视线从岛国转回欧洲大陆，会发现相比“四海为家”的英国人，法国人对文身这一“新事物”要谨慎不少。

法国关于文身的记载最早出现在18世纪初期，但这文献既不是航海家的见闻，也不是自然学家的资料，而是关于文身会引起多种感染的皮肤病学报告。

1837年，第一起文身致死的病例被法国人记录在案：一名少女因为左臂文身处的感染，最终不幸辞世。

1853年，文身导致梅毒传染的案例在法国首次出现。病例显示，罹患梅毒的文身师给一名士兵刺青的时候，用唾液濡湿墨水，导致了士兵的感染，最终不得不实施截肢手术。

虽然此时宗教的桎梏已经慢慢放松，文身在上流社会里也蔚然成风（巴腾堡王子路易甚至去日本制作了一个超大型文身：一条龙横穿他的胸膛并一直延伸到腿部），但医学上的危险依然让文身身处“高危”行列。

只有水手、士兵这样日日刀口舔血的人才愿意承担如此的风险，文身与普通民众之间仍有一道看不见的墙。但很快，一种新发明就把文身从痛苦煎熬中解放了出来，也为它逐渐变成大众乐于接受的装饰铺平道路。

1891年，来自波士顿的萨缪尔·奥莱利发明了一种文身机器。它由爱迪生公司的电动笔改进而成，原本在纸上打孔的细针被用来刺穿人的皮肤。文身机刺入皮肤的深度均匀统一。

更重要的是针刺的速度飞快，可达到每分钟1000次，这是任何一个文身师傅都无法企及的高效率。

文身机的发明让萨缪尔·奥莱利栖身的且林广场（ChathamSquare）迅速成为纽约文身圣地，每天的客人络绎不绝。

萨缪尔·奥莱利死后，他的徒弟查理·瓦格纳和卢·埃尔伯斯共同经营的文身店接过了领袖的旗帜。尤其是受过海报设计培训的卢·埃尔伯斯，他将众多设计绘画技法加入文身制作之中，重新设计了很多文身图样，成了文身艺术历史中无法绕过的伟大实践者。

文身机的发明，大大缩短了文身与大众艺术、装饰之间的距离。自20世纪开始，文身显示社会身份地位的功能开始逐渐消隐，装饰性的文身开始流行。

一方面这与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开始崩溃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新技术也让文身的大众普及不再遥遥无期。

衰落与辉煌的轮回

20世纪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子里，文身在美国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其间，每一个有军事基地（尤其是海军）的城市里，都能找到文身店铺。在战争岁月里，纹上个代表勇气和胜利的图样，也被视为爱国的举动。

可1961年一场肝炎大爆发，几乎将已经形成规模的文身行业击倒在地。当时的报纸抓住了文身店很少执行严格消毒程序的把柄，大肆报道因文身而引起的血液中毒、肝炎感染和其他疾病。

一夜之间，文身变成了“致病”的代名词。在舆论的压力下，纽约市政府要求文身店成立行业协会，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可我行我素惯了的文身师根本没把官员的要求放在眼里，最后纽约政府不得不以公众卫生为由，宣布文身业违法，文身的公共形象至此跌入谷底。

说来有趣，这次媒体引发的文身萧条，最后又是被媒体结束的。60年代末，因为嬉皮士潮、反战游行、民权运动等等，年轻人重新开始文身。

文身渐渐从舆论风暴中抽身而出，重新被社会认可。

更规范、专业的文身器械、技术和操作要求，使文身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减至最小。文身师傅获得了和古典艺术家平起平坐的社会地位。

例如，拍过《蝙蝠侠：黑暗骑士》《盗梦空间》的大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曾经制作过一部名为《记忆碎片》的电影，男主角就是一位满是文身的“短期记忆丧失症”患者。

《记忆碎片》剧照，满是文身的男主角

因为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他只能记住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因此碰到重要信息时，他就选择用宝丽来相机拍下来。至于那些极为宝贵的，他会去找文身师傅，将它们纹在自己身上。

《记忆碎片》仿佛是整个文身历史的绝妙隐喻：因为记忆短暂，男主角只能依靠写在身体上的词句，不停地追问着“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每当明晰的答案出现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下一次寻找即将开始。

（作者：刘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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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08-3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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