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花样美男是啥样的?

彩胜宫花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杭州细如轻愁的雨巷那头,传来叫卖杏花的声音,报知卧睡小楼上的诗人陆游,春已深浓。

宋人为何要买杏花呢?他们可能是买来做头饰。他们?怎么不是她们?清人赵翼在《陔馀丛考?簪花》中说:“今俗唯妇女簪花,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

北宋?赵昌《杏花图》

男子簪花,古已有之,在两宋尤盛。在宋时,既给自己买花、也给妻子送花的男士们准定是宋代花市的大买手。

宋代民俗多肇兴于唐朝,“簪花”亦不自外。王维名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可证:“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宋人史铸《白菊集谱》引载《仙书》说:“茱萸为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因此,唐人在重阳当天也会鬓插菊花。如杜牧诗《九日齐山登高》所言:“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除在节日里,平日唐朝男子偶尔也会簪花。唐玄宗时,小名“花奴”的倾世美男汝阳王李琎,通晓音律,他曾在君前敲击羯鼓。

皇帝满生欢意,躬自摘下一朵红槿花戴在花奴帽上。花奴戴着花,奏了一曲《舞山香》,曲终却花不落,玄宗喜称:“花奴姿质明莹,肌发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堕也。”

个案不能代表主流,簪花要到宋时才成士庶的普遍俗习。每逢国家大典、佳节良辰、岁时祭祀等喜庆时分,赵宋君臣都会将花儿簪在头上。

按惯例,皇帝要在琼林苑主持“闻喜宴”款宴新科进士,赐戴名花。“闻喜宴”亦名“琼林宴”,能够与宴是士子的无上荣耀,但宴上总有感到不自如的人。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在那些春风得意的簪花郎环伺中,司马光显得格格不入。他性尚简朴,不肯戴花。同伴劝谕他:“这是君上御赐的花,不可不戴。”司马光不得不勉强戴上一朵小花。

根据宋初诗人王禹偁追忆登榜后景况所作的《杏花》诗:“登龙曾入少年场,锡宴琼林醉御觞。争戴满头红烂漫,至今犹杂桂枝香。”可猜想,司马光戴的这朵花很有可能也是杏花。

司马光不想戴的花,却是京城的抢手货。宴后,进士们在归途中,他们鬓边的“今上赐花”总被乞丐和娼妓抢走。那些位居社会底层的人,无非是想沾点喜气罢了!

宋徽宗崇宁年间,70来岁的福建士子徐遹终于考取进士。徐遹信马游遍开封的花街柳巷,都不见有女郎取走他白发上的那枝花,她们嫌他是满带霉运的衰神。徐遹唯以诗自嘲:“白马青衫老得官,琼林宴罢酒肠宽。平康过尽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

皇帝游幸时,也会赐花臣下。皇帝在御宴上,曾亲手为初任参政大臣的寇准戴上一株新艳的花并笑言:“寇准年少,正是饮酒簪花时。”

谁说人老就没有“饮酒簪花时”?寇准镇守陕西时,曾比照皇帝的规格为自己贺寿。在酒兴催发下,他披上龙袍,骑马游街,已染霜白的鬓发还簪着一枝花。

有人向宋真宗秘报寇准已生叛心。宋真宗就问王旦:“寇准要谋反吗?”老好人王旦笑笑:“寇准上年纪了,有点痴傻,陛下可要下诏骂他几句!”皇帝闻言,疑意始消。

想到一名略略发福、头顶渐秃的老人头上花枝乱颤的画面,今人都会不禁莞尔,古人亦不例外。有一年的立春,苏轼往访苏辙。那天东坡头上戴着花,花下还系着幡胜。侄子们笑指伯伯的华发说:“伯伯是老人了,你也还要簪着花胜吗?”

不能小瞧了苏轼戴的幡胜,它可是皇帝的御赐之物!《东京梦华录?立春》载,立春这天,“执宰、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簪花的老翁们并不感羞涩,反倒乐在其中。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苏轼受邀到杭州吉祥寺赏牡丹。他在《牡丹记叙》记述了当日的盛景:“酒酣乐作,州人大集,全盘缘兰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

名刹牡丹盛放,游人花簪满头。苏轼陶醉了,他也簪上了一株娇艳欲滴的花,还赋诗《吉祥寺赏牡丹》记乐:“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当年的苏轼仅37岁,不算太老。但作为顽童,已经超龄了。“人老簪花”正映出老顽童苏轼性格中真率、活泼、旷达的一面。

宋代小品画《秋葵图》

受益于宋人的簪花成风,假花制造业成为蓬蓬勃勃的朝阳产业。洪迈《夷坚志》载:“(南宋)饶州天庆观居民李小二,以制造通草花朵为业。”

“通草花”是一种用通草制作的假花,它们在北宋即已有售。苏轼在《四花相似说》中,曾以四种假花比喻“四花”:“荼蘼麋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蜡花,海棠花似绢花,罂粟花似纸花。”

耐得翁在《都城纪胜》回忆过花店出售假花的画面:“官巷之花行,所聚花朵、冠梳、钗环、领抹,极其工巧,古所无也。”

南宋还有官办的制花作坊“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上文已述的幡胜亦是假花,也由文思院进造。

百花齐簪

古代民俗的发展大多遵循“从皇室到贵室,再到民间”的规律。假如簪花渐成皇帝的日常习惯,那么,簪花亦将成臣民的闲日常事。细读宋人的著录,便知簪花是老少咸宜、男女皆尚、永无限时的庶民乐事。

宋徽宗是耽于嬉娱的风流君主,每回起驾还宫,开封人必见这位君王“御裹小帽,簪花骑马”的装扮,从游的群臣、侍卫也同样簪花。

见男人一个个顶上花繁成丛,贵家士女就纷纷坐上轿子,到街上看热闹。她们大约是不屑于和男士争美,因而也不学他们簪上花儿,只是“小轿插花,不垂帘幕”,静静地看。

继业的南宋皇帝亦多爱簪花。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孝宗为敬贺太上皇(宋高宗赵构)八十大寿,在元旦日举办庆典。《武林旧事》在书的开篇首记此事:“御宴极欢。自皇帝以至群臣禁卫吏卒,往来皆簪花。”

三天后,杭州的喜庆气氛依然很浓,“四方百姓,不远千里”,皆来一睹盛事,诗人杨万里赋诗赞道:“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淳熙年间,礼部尚书赵雄等人奏请“庆寿行礼日,圣驾往还并用乐及簪花”,后得宋孝宗准奏。这只是通过立法延长并扩展帝室“簪花”的期限和范围,但事实上,在北宋末年,宋廷的花之盛礼已不限于宫室与御苑、帝帷之内,节庆与典礼、宫宴之时。

南宋“千万人簪花”的壮观场景,常见诸时人的笔端。南宋君臣朝谒过景灵宫后,姜夔作诗道:“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

宋代官僚宴集时,也常簪花。宋代扬州的芍药名闻天下,州城的开明桥“春月有花市”,而花价时时见涨。韩琦任太守时,其价已高过每况愈下的洛阳牡丹花。

哪个文人不爱花?但花贩子开价太高的话,韩太守在买花前,还是得三思而后行。幸州衙后院的芍药开花了,一开就开了四本花,花瓣上下呈红色,一圈金黄蕊围在其中。

韩琦喜出望外,设席园中,邀请幕僚王珪和王安石赴宴赏花。“二王”均是崭露头角的政坛新秀,与韩琦同属仁宗朝的名流。花开四朵,韩琦还想再请一人,正思间,有人通传说名士陈升之已到扬州。太好了,“第四朵花”花落陈家了。

主宾四人皆簪花进席。宴散后的数十年间,他们皆官至宰辅。这即为宋代掌故“四相簪花”的来历。“四相簪花”虽只是巧合,却可证明宋代官员在私宴中,已有簪花的习尚。公余宴游时,韩太守簪不簪花是他个人的自由,但在特定的场合,韩太守必须簪花。

男子大婚时,也是要簪花的。司马光《书仪?婚仪》“亲迎”条说:“世俗新婿盛戴花胜,拥蔽其首,殊失丈夫之容体,必不得已,且随俗。戴花一两枝,胜一两枚可也。”

《东京梦华录》亦见同类的载述:“(婚宴中)众客就筵三盃之后,婿具公裳,花胜簇面。”《水浒传》第五回写小霸王周通下山强娶刘太公女儿时,“头戴撮尖干红凹面巾,鬓傍边插一枝罗帛象生花”,这段描写与宋代婚俗颇相契。

在闲时,簪红戴紫的男男女女亦无处不有。开封少年昔以插花相尚,欧阳修《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诗云:“京师轻薄儿,意气多豪侠。争夸朱颜事年少,肯慰白髪将花插。”

骑在牛背上的南宋小牧童,也学着他们的模样,在斗笠上插花。杨万里以此景入诗《安乐坊牧童》:“前儿牵牛渡溪水,后儿骑牛回问事。一儿吹笛笠簪花,一牛载儿行引子。”

清?金廷标《簪花图》中的簪花贵妇

既然男人都簪花,巾帼又岂肯让须眉!《梦粱录》卷十三“夜市”条载:“并在五间楼前大街坐铺中瓦前,有带三朵花点茶婆婆,敲响盏,掇头儿拍板,大街游玩人看了,无不哂笑。”

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中也咏赞了那个红花簪头的老婆婆:“白头老媪簪红花,黑头女娘三髻丫。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看来,宋代老来俏的婆婆还真不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没有证据能确证宋代男人比女人更爱簪花。唯因男人是宋代诗坛的主轴,使得读者萌发宋代男人最“臭美”的想法。

(作者:梁志宾)

摘编自著《风雅宋:宋朝生活图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 发表于 2017-02-0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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