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鹿鼎记》叫《小白龙》，韦小宝叫任大同

在台湾新竹清华规定每个学生都得在校住宿，大学部一间寝室四人，研究生一间两人。到了暑假，要回家的就把自己的用品打包，集中放置在指定的储藏室里，等假期结束后再取回。要继续住的，也行，交一小笔水电管理费即可。

学生们都怕麻烦，不想把东西收拾起来搬进又搬出，基本上人人都交暑期住宿费，至于住不住就没人管。不过包括我在内，约有一半的同学在暑假仍然留在学校里头，因为回家也不知道能干嘛。

留在学校过暑假的同学大致分成两派：一派曰“苦行僧派”，假期留校帮老师学长做研究。这批苦行僧大体上是午后才起，胡乱填饱肚子后就一头扎进实验室，到了半夜三更才回寝室就寝。这些都是未来的精英。

另外就是我这一派，曰“名士派”，也是过午才起，一群人花两三个小时在校园踅摸一阵，吃吃喝喝填饱肚子后，下午打球、游泳、爬山，消耗无穷尽的体力，晚上饭后聚在湖边聊天吃西瓜，深夜里回寝室开始奋战读书，直到天色微明再抱头大睡。读啥书，教科书？不，各有所好，什么都读，但读的最多的是“禁书”。

当年台湾禁书一般可分为四类：第一大类就是色情类，这类禁书在华人社会里不管去到哪里都是禁书。但是色情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进了大学不去了解了解怎么可以？但是色情书刊也不能天天读，天天读下去不精尽而亡才怪！

第二大类就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原本乃是神游意淫之物，和时政当局一点边都扯不上，为何在台湾会沦落成禁书？这是因为武侠小说里头的“黄”“黑”“红”本质和当时的政策相违背。“黄”就是风流韵事，小说里的大侠往往红粉知己无数，香艳描写跑不掉，这可是违背社会习俗的。“黑”就是黑社会，武侠小说里的拉帮结派可海了去，从少林武当开始，没有哪个武侠小说不拉帮结派的，就连韦小宝也和天地会、神龙教会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前面两个因素是小事，最后的“红”最重要，就是小说作者是不是“共酋”“共干”“附共”“陷共”之一。

不过，被禁没关系，台湾人秉持华人优良传统，实在聪明得很，把书名、作者改一改，照常印刷配销上架。广大租书店店主就和“警总”展开猫鼠大战，都是另辟一屋收藏改头换面的武侠小说，熟人来再租。就算真的被逮到也没关系，振振有词地和查禁人员磨嘴皮，说书名、作者都不在查禁名单上。反正最坏状况就是书本被没收，不过没收了也没关系，再进就是。

出版社也知道这些书随时可能被没收，所以翻印盗版的质量很差，缺页，破损，印刷不清，乱改名，很正常，只是苦了我们这些读者千辛万苦地找正版、完整版。

在我记忆中，当年看的《鹿鼎记》不叫《鹿鼎记》，叫《小白龙》；韦小宝不叫韦小宝，叫任大同；《笑傲江湖》不叫《笑傲江湖》，叫《独孤九剑》；《书剑恩仇录》不叫《书剑恩仇录》，叫《剑客书生》。以上都还好说，书名和故事本体还有一点牵连，还能猜出原来面目。《忏情记》最扯，本尊居然是《倚天屠龙记》。至于《射雕英雄传》，因为这“射雕”二字实在太吓人，所以盗版改名就干脆连“英雄”都改没了，叫《萍踪侠影录》。

我们这群“名士”除了翻江倒海地将大陆、香港前辈的经典找出，恶啃一通外，对台湾本土三剑客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的作品更是青睐有加。当然对新起之秀，比如台湾的古龙和温瑞安，香港的黄易、黄鹰，也无一落下。

特别是古龙作品，很快成为我们的新欢。因为前面几位名家，其作品看多了发现几乎都落入同一个模式里头。第一，年代大部分落在宋、元、明、清；第二，地点大部分是在大陆，偶有涉及“番邦”；第三，书中人物大概都能分成正邪两派，大部分时间是邪派人物呼风唤雨、吃香喝辣，正派人物含辛茹苦，到处拜名师苦修，但最后一定是正派获得胜利；第四，男主角一定是允文允武、英俊潇洒，女主角一定是美艳多情，要么武功平平，要么完全不懂武功，要么就是武功高得惊人，比男主角高出好几个层次；第五，结局基本上是正派大仇得报，男主角携众美退隐山林。

由于前面五点基本一致，所以武侠小说里头最吸引人的不是剧情，而是里头描写的各种武功秘籍、练功心法、灵丹妙药、奇禽异兽等等。我同学“阿山”就说他看武侠就直接翻到练功段落，其他部分就略过，自行想象即可。

古龙的小说就不一样，好人坏人往往分不清，写作手法千变万化，名作《萧十一郎》居然是先有剧本后有小说，看着小说，脑海里会自动生成一幕又一幕的场景。他又首创浪子角色，这浪子角色深受我们这群还没毕业、对未来怀有无限憧憬与幻想的人所喜爱，每个人都想成为李寻欢，每个人更想成为楚留香。

就这样，几个暑假下来，我们几乎把中国武侠史上的名著读了个遍。

第三类禁书是政论杂志。台湾的政论杂志，鼻祖是《自由中国》，由五四一代领袖胡适和1946 年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雷震、教育家杭立武、前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张佛泉等自由主义派人士在1949 年11 月创办，主编是西南联大哲学系金岳霖嫡传弟子、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

这派学者认为宣传自由民主是当务之急。刚到台湾时，蒋介石非常欢迎这个论调，可是当他地位稳固后，开始实施强权政治，终究成了极权主义。

但《自由中国》的这群书生可不干了，矛头开始指向蒋家政权，蒋介石一开始为了面子只得容忍，可是雷震等人骂着不过瘾，还要组成反对党竞选参政，实施真民主，这下子就捅翻了马蜂窝。

1960年9月4日，蒋介石借口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涉嫌叛乱，把雷震抓了起来，把殷海光赶出台大，殷海光日后抑郁而终。就这样，《自由中国》关门大吉。至于胡适，其名头实在太大，当局不敢动他。

当年在我们手里传递的《自由中国》已经是卷卷的、皱皱的，借看的时候都再三叮咛“别被搜出来”。夜里，躲在棉被里看里面的文章《抢救教育危机》《我们的教育》《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自由与容忍》，真让人热血沸腾，觉得是个青年就要有大无畏精神，向权威挑战。

接下来的《文星》杂志是萧孟能、朱婉清夫妇在1957 年11 月创立的刊物，早年编辑是《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风格有点类似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这可以从第1 期的目录看出来：

永远奔向战争的海明威

美国文学一瞥

艺术欣赏：乐之在“得”

今日贝多芬—西比留斯

漫话人造卫星

地平线诗选

文星画页

从第55 期开始改由李敖做编辑，整体风格从原来的西方文化思

想艺术介绍修正成当下社会人文现状的关怀。第55 期目录就成了：

高本汉介绍

中西文化问题与胡适

五四运动纪念

妇女与性观念

其他论述与杂文

文艺

文星画页

既然要关怀社会现状，就必然要戳到执政官员的痛处，哪个社会没有黑暗面？

同时，国民党败退来台后，得有自己思想文化的主轴。“五四”时代高举的自由主义大旗，国民党不感兴趣，自由民主反极权最后成了反党反蒋，《自由中国》就是个好例子。

思来想去，最后国民党还是把蒋介石一生服膺的王阳明、曾国藩等人的儒家思想作为思想大旗，在1960 年4 月10 日成立了孔孟学会，表面上是说“三民主义”之崇高理想就是孔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但其实是要大家高举从《荀子·礼运篇》中衍生出来的“天地君亲师”，要认清楚“天”“地”之后就是“君”，“君”就是蒋介石，暗喻大伙儿可得好好地服从领袖的领导。

▌摘自《我在宝岛长大》，龚显耀（著），北京紫图图书公司授权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