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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板块,热度撩人。
开年以来,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涨幅超22%,位列申万一级行业指数NO1。
水大鱼大,千亿牛股也频频登台,数量达到8家。而2018年仅恒瑞医药一个,即使2017年的高光阶段,全年也只有恒瑞医药、康美药业、云南白药等6只千亿股。
凶猛涨势,可见一斑。
细梳豪门,疫苗股表现神勇。智飞生物、长春高新、康泰生物占据三元。
看看市场体量,这出乎了不少投资者的意料。高市值背后,个股实力成色几何?泡沫隐患几何呢?
业绩变脸背后 重度依靠代理业务
先来看智飞生物。
公开资料显示,智飞生物2010年9月登陆深交所,成为首家创业板民营疫苗企业。集疫苗、生物制品研发、生产、销售、推广、配送及进出口为一体,产品分细菌类多联多价疫苗、病毒类疫苗及结核防治类产品三大板块。其中,结核病防治类产品主要由子公司智飞龙科马研发,共计宜卡等6款产品,2款已上市,4款在研中。实控人、董事长为蒋仁生。
截止6月11日收盘,智飞生物股价88.40元/股,市值1414亿元,市盈率59.41。
与千亿市值并列的,是百亿营收。2019年,智飞生物营收105.87亿元,同比翻倍增长;净利润23.66亿元,增长逾六成,是2016年的71.70倍;经营现金流净额13.67亿元,2017年为2.04亿元。
不过,2020年的疫情,让这种高增态势搁浅。
一季报显示,智飞生物营收26.35亿元,同比增长14.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6亿元,同比增长2.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25亿元,同比下降1.47%。
实际上,细观智飞生物上市这10年,头几年业绩并不尽人意,直到2017年,才开始有大幅增长。2017-2019是其高光三年。
那么,2020年一季报的变脸,是否是一个成长性见顶的信号呢?
上述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报显示,智飞生物的自主产品收入占比仅12.63%,超87%营收来自代理产品销售。
年报数据显示,2012年前,智飞生物自主与代理产品贡献的毛利比例大致相同;
2013-2016年,受自主Hib疫苗取代代理Hib疫苗、默沙东部分疫苗代理到期等影响,自主产品主营业务毛利占比上升至99.5%,代理产品下降至0.5%。随之,主营业务营收也多呈下降状态,增速依次为-2.7%、5%、-6%、-37%。
2017-2019年,因国家确立进口疫苗指定境内代理商等一系列管理制度,拥有完善营销网的智飞生物迎来风口。其与默沙东续签23价肺炎疫苗、灭活甲肝疫苗合同,并成功新增代理四价及九价HPV疫苗、五价轮状疫苗等。
借此,业绩格局再次逆转,自主占比由90.5%下降至9.5%,代理提至71.7%。随之,主营业务营收也实现大涨,2017-2019年增速分别为192.6%、299.1%、104.1%。
尤其是2019年,智飞生物代理产品的主营业务毛利占比由28.3%提高至71.7%,且市占率100%的四价HPV疫苗、九价HPV疫苗、五价轮状疫苗业务均快速增长。批签发量分别达到554万支、332万支、470万支。
可见,代理产品对其业绩影响巨大,是智飞生物三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引擎。
只是,这种重度依靠代理业务的高增业绩,也引发舆论对其成长性、稳健力的质疑,自身核心竞争力成色如何?自身研发能力是否有待提升?
四个利空信号 2020的业绩压力
几个利空信号,值得警惕。
一个是,2019年,智飞生物销售毛利率42%,同比下降12.8%,销售净利率22.4%,同比下降5.4%,在同行竞品中均处于较低水平。这重要源于,代理产品成本较高。2019年,智飞生物自主产品毛利率高达93%,远超代理产品的34%毛利率。
第二个是,2020年末、2021年6月末、2021年末,智飞生物与默沙签署的23价肺炎疫苗及灭活甲肝疫苗、4/9价HPV疫苗、五价轮状疫苗的经销协议将相继到期。代理能否续签,也为业绩增添不确定性。
第三个利空信号是,因代理业务快速发展,近年智飞生物存货、应收账款快速攀升,两者合计占总资产比重逐渐升高,回款能力下降。
数据显示,2016年末至2019年末,其存货、应收账款占总资产之比依次为14.9%、32.4%、55.2%及63.3%。而同期康泰生物、科兴生物、成大生物、康华生物存货、应收账款占总资产之比增幅均低于6.1%。与之对应,存货周转率分别为2次及2.9次,在可比公司中也处高位。
显然,智飞生物在扩张代理业务的过程中,资产结构合理性出现弱化。
第四个是,相比代理业务的繁华,自主产品表现不佳。
2017年至2019年,自主产品主营业务毛利占比由90.5%下降至9.5%。2019年其营收、毛利增幅分别跌至5.3%、3%。
与之对应,2019年自主产品批签发量也呈下跌趋势,其中四价流脑疫苗、Hib疫苗、AC结合疫苗的批签发量分别跌至75万支、43万支、67万支,市占率分别为22.3%、5.9%、8.5%。
只有市占率100%的AC-Hib疫苗,批签发量达到428万支,成为核心自主产品。
但这又是智飞生物的一个大痛点。
今年2月,该产品收到监管部门不予再注册的通知。据悉,受国家要求液体疫苗去除佐剂改为冻干粉形态影响,智飞生物液体AC-Hib疫苗2019年4月已停产,冻干AC-Hib疫苗尚处开发状态。
主力产品熄火,这又映衬了上文的担忧情绪。不难发现,其2020年业绩表现,不乏压力挑战。
千亿市值的颜面:十年一剑与如鲠在喉
可见,繁华之下,智飞生物也有诸多隐患。如何支撑千亿市值?
客观而言,智飞生物也在未雨绸缪。一个突出表现,即持续强化研发。2017年至2019年,公司研发投入占自主产品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20%、13.35%、19.37%。投入分别为0.94亿元、1.70亿元、2.59亿元。
截止2019年末,其二类疫苗领域共有11条研发管线,在国内竞品中仅次于央企国药中生,领先于康泰生物、科兴生物等竞品企业。
同时,智飞生物的现金分红力度也不断加大。2016年以前,公司年度最多分红1.20亿元。2017-2019年,公司相继现金分红2.08亿元、8亿元、8亿元。可谓良心企业。
而为吸引并留住人才,智飞生物积极推进员工持股计划。实控人蒋仁生转让部分股票,直接持股已降至51.14%。
这些责任、精进之举,加强了智飞生物一二级市场的基础,值得肯定,也是市值暴涨800亿的逻辑所在。
不过,对任何企业来说,多项目、高频次的火力全开,也是一把双刃剑。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等研发特性,往往让不少企业不堪重负、平添诸多不确定性。聚焦智飞生物,多数项目处于申请临床、临床试验阶段,即使成功上市,还需市场的持续检验。
例如,2020年4月28日,智飞生物自主研发的(EC,宜卡)诊断试剂获批上市。作为Ⅰ类新药,其核心看点在于全部自主研发,未在国内外上市销售的药品。
智飞生物董事长蒋仁生表示,宜卡是智飞生物布局结核病防治矩阵中的首个Ⅰ类新药,也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
智飞龙科马总经理浦江表示,中国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2018年发病数为86.6万,位居全球第二。按照结核杆菌潜伏感染的诊断标准估算,全国结核杆菌感染人数约3.5亿,而筛查是终止结核病策略的是重要举措。
填补空白、全球首款、海量市场,但如此利好的十年一剑,并未有效带动公司股价。
投资者的理性,是有道理的。任何新品上市,都需大量时间验证、残酷竞争磨练,一旦未达预期,损失往往惨重。
虽然智飞生物宣称,通过“技术+市场”的双轮驱动模式,形成了研发、市场相互促进、互相转化的良好循环机制,加速了疫苗产品从研发到实现市场价值转换的进程,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领先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但在实操中,恐不乏挑战。
以被予厚望的宜卡为例,姑且抛开疗效,但从市场看,目前结核用药市场规模约10-12亿规模。利福平这一款药物占比约1/3,生产商中不乏复星医药、丽珠集团等大型药企,市场集中度较高。
作为新品,智飞生物宜卡的市场价值转换力究竟多强?能分食多少市场?还是未知数。短时业绩贡献不会太明显。
以此来看,投资者还需对智飞生物保持警惕。
千亿市值的光环足够炫目,但有多少核心价值、多少成长支撑性、抗风险力,还需细思量。
代理产品再香,也不是自己的,是否有如鲠在喉的被动感?自主产品如持续跟不上,仅仅作为销售商,难以支千亿市值的颜面。忙活一场还是给别人打江山、做嫁衣,有多少竞争门槛?千亿高增的逻辑,能持续跑通吗?
增利不增收 美颜业绩?
相似的危机意识,也值另一大佬长春新高警醒。
公开资料显示,长春高新于1993年6月成立,1996年12月登陆深交所,主营业务为生物制药及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辅以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及房产租赁等业务。是粉针、水针及长效制剂的生长激素龙头企业。目前已形成基因工程药、生物疫苗、现代中药三大产业发展平台。
截止2020年6月11日收盘,长春高新报收356.52元,总市值1442亿,市盈率73.9。
可以看出,长春高新市值、市盈率均高过智飞生物。但实际业绩,却形成反差。
2019年,长春高新营收73.74亿元,同比增长37.19%,净利17.75亿元,同比增长76.36%。营收净利均不及智飞生物。
更尴尬的是,2020年一季度,长春高新的业绩变脸也更为猛烈,出现了增利不增收的现象。
营收16.61亿元,较上年同期下滑6.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4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5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3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滑45.45%。
净利增长的原因较为刺眼,主因其研发费用同比大幅下降6622万元至4877万元,下降额占当季净利润增加额的比例为37.33%。
而对于营收下滑,长春高新表示,受下属制药公司部分研发项目满足资本化核算条件,及部分研发项目尚未达结算条件所致。
拉长时间线看,这是长春高新的常见打法。
2016年至2019年,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2.65亿元、3.49亿元、3.96亿元、4.06亿元,其中资本化金额分别为5965万元、5934万元、6798万元、7624万元,占比分别为22.53%、17.01%、17.17%、18.76%。
而2019年,医药一哥恒瑞医药研发投入38.96亿元,完全做了费用化处理。
显然,长春高新的研发投入会计政策较为激进。
专家表示,由于医药业的研发项目风险较高、变现不确定性较多,资本化会影响公司实际利润,是药企调节利润,美化业绩的常见手段。
数据显示,2016至2019年,长春高新研发投入资本化金额占当年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12.3%、8.96%、6.75%、4.3%。如去除,长春高新的业绩或更难与千亿市值匹配。
还有关键考量,细品长春高新的净利大增,也与收购并表有关。
2019年6月,长春高新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债购买金赛药业29.5%股权,交易价56.37亿元。交易完成后,长春高新持有金赛药业99.5%股权。
而后者业绩的持续高涨,成为长春高新最核心的利润来源。
东吴证券表示,2020年一季度金赛药业实现并表99.5%,直接导致长春高新的利润端增速远高收入增速。
据光大证券测算,如剔除合并因素后,长春高新2020年一季度同口径净利润同比增速约13%;如再考虑研发投入资本化因素,公司2020年一季度业绩极可能是反向下滑。
细思极恐,看来不是一句妄言。
不务正业?黑洞之拷
另值玩味的是,作为药企,长春高新的房地产业务一直膨胀。
公开资料显示,长春高新房地产业务经营主体为高新地产。2019年年末,高新地产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39.9亿元、13.91亿元,占上市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1.37%、17.21%。
2015年,高新地产中标康达地块旧城改造开发项目,中标价120.48亿元,是上市公司2019年末净资产的1.49倍。
这意味着,长春高新未来将继续在房地产业投入巨额资金。
更令担忧的是,长春高新还将资金投入耗资在同质化、效益差的酒店项目上。
财报显示,2019年年末,公司在建工程8.56亿元,其中占资第二大的是长春海容酒店项目,期末账面余额1.79亿元。该项目预算投资10.95亿元,截至2019年年末,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16.46%。
众所周知,房地产业是三高著称的重资产行业。长春高新将巨额资金沉淀在上述项目业务中。是否会拉低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影响核心疫苗业务的发展呢?
对此,市场不乏不务正业、拖累主业的质疑声。
上述质疑,是有道理的。
2019年,长春高新经营性现金流19.35亿元,是全年净利润23.49亿元的82%,没能完全覆盖。2016-2018年更不理想,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净利润的比值分别为0.46%、0.41%、0.6%。
其中,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引人注目。2016年——2019年,该数据分别为-5.34亿元、-1.25亿元、-10.61亿元、-8.9亿元。如果为负值,意味着应收项目在增加。
对此,长春高新解释是,下属房地产公司中标旧城改造项目按政府要求支付的拆迁补偿款及利息增加所致
这直接佐证了上述担忧,房地产业务在拖累公司现金流。制药业务在为地产业务不断输血。甚至有舆论发出,房地产是其业绩黑洞、发展黑洞的。
上述抨击,不乏片面、激进。不过,问题也值得长春高新警醒。
一些核实数据,也是有力支撑。首先是分红,相比长春高新利润高增,分红却显得寒碜。年报显示,预计2019年分红2.02亿元,占归母净利润的11.4%,相比2018年下降2.12%,更不及智飞生物的三分之一。再看研发费用,2019年为3.7亿元,同比增幅12.8%;而销售费用25.22亿元,是前者6.8倍,同比增幅超过20%。
显然,这与一家千亿市值、生物科技龙头的形象不甚相符。
有投资者在投资交流上提问,房地产业估值很低对长春高新的整体估值有不利影响,未来地产行业的风险也较大,是否考虑剥离该业务,集中精力做生物医药。
可谓一语中的。
分拆上市 前车之痛
不过,从分拆动作看,长春高新对其千亿市值,显然还有满满自信。
2020年5月25日,长春高新公告称,公司拟将其子公司百克生物分拆至上交所科创板上市。长春高新作为百克生物第一大股东,持有百克生物46.15%的股权比例。分拆后,持股比例仍保持40%以上。
受此影响,次日长春高新股价高开,盘中最高上攻至680.70元/股,刷新历史高点。
资料显示,2004年3月4日百克生物成立,公司始终专注于人用生物疫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主要产品为水痘疫苗、人用狂犬病疫苗、鼻喷流感疫苗。
2017年至2019年,百克生物分别实现营收6.91亿元、10.19亿元、9.84亿元,净利分别为9368.96万元、1.34亿元、2.23亿元。
对此收购,长春高新表示,一方面是要理顺业务架构,拓宽融资渠道;一方面是要获得合理估值、完善百克生物的激励机制,增强竞争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分拆疫苗上市的药企不仅长春高新一家。2020年4月以来,辽宁成大、华兰生物也相继分拆疫苗上市。对此热度,专家表示,受疫情影响,民众对疫苗的接种意识提升,加上近年新型重磅疫苗产品不断上市,让疫苗业处于高热状态。
理想足够丰富,但现实不乏骨感。
2018年,被曝疫苗造假事件的长春生物,即是多年前长春高新单独分拆出的企业。
2019年10月8日,深交所公告,*ST长生股票终止上市,其成为A股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一股。
可以预见,长春高新此次拆分必然会使监管层、投资者加强警惕。一个核实考量是,如拆分上市成功,长春高新如何做好前车之鉴,优化管理、把好风控品控,不再重蹈覆辙?
有情与无情 235亿元的豪横
同样遭遇资本拷问的,还有康泰生物。
当家人杜伟民的一场婚变,牵出235亿的最贵离婚案。直接给一众投资者一剂王炸。
2020年5月29日,康泰生物实控人杜伟民,因解除婚姻关系对财产进行分割,将持有的1.61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3.99%)分割给加拿大籍前妻YUAN LIPING(袁莉萍)名下。
经此操作,杜伟民股份从51.26%变成27.27%。虽还是第一大股东,但实控权是否牢固值得考量,毕竟袁丽萍在其后可减持股份,委托出去的表决权也可再收回。
按前一交易日146元/股计算,袁莉萍分得股份市值高达235.54亿元,而上市之初,这些股份仅值5亿元左右。
自然,这引发了投资者的疯狂吐槽。
不少股民质疑此次财产分割的真实性,怀疑杜袁靠假离婚变相减持套现。
这并非无中生有。
一方面,康泰生物曾提及“关于杜伟民及袁莉萍未来的持股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实制人锁定期为3年,锁定期内,即便离婚分割出去的股份,也要执行3年锁定,而2017年2月上市至今,康泰生物刚符合3年规定。
同时,高位精准的股价节点,也是一个重要考量。
就在三天前,5月26日,康泰生物创出盘中152.57元/股的历史新高,市值突破千亿。
同时,与天价分手费形成对此的是融资与分红金额。
今年4月28日,康泰生物披露定增方案最新进展,计划向12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2727.27万股,募集资金3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上市三年多以来,康泰生物累计融资高达34.41亿元,累计分红低至2.365亿元,被网友标榜成典型的“要钱热情,分红无情”。对前妻有情,对投资者绝情。
问题在于,市场的忍耐底线又在哪里?
6亿净利VS千亿市值 泡沫知多少
不过,吐槽归吐槽,愤怒归愤怒,这必然还是人家的家事,即使豪横任性,也是当事人的自由。
而杜伟民的豪横任性,底气自然来自康泰生物的千亿市值。
那么,来看看其实力成色。
公开资料显示,康泰生物主营业务为人用疫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上市产品包括无细胞百白破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酿酒酵母)等5种疫苗。此外,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已获注册批件并在生产中。同时,拥有在研项目超30项,已申请药品注册批件3项。
按2017年2月发行价3.29元计算,目前康泰生物股价已涨幅43倍。但与股价狂飙强对比的是,业绩表现相当一般。
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康泰生物实现营业总收入分别为11.61亿元、20.17亿元和19.43亿,增速分别为110.38%、73.69%、-3.65%;实现归母净利润2.15亿元、4.36亿元和5.75亿元,增速分别为149.04%、102.92%、31.86%。
无论业绩体量、还是增速,都无法与智飞生物、长春高新相提并论。
再看2020年一季报,更为刺眼。营收仅1.77亿元,同比大幅下滑48.12%,归母净利润0.02亿元,同比大幅下滑97.57%。
相比智飞生物、长春高新,康泰生物实力被吊打几条街。
尴尬的是,这十几亿的营收,也多是高额营销费砸出来的。
2017年至2019年,康泰生物的销售费用分别为6.15亿元、10.05亿元、7.85亿元,销售费用分别是营收的52.97%、49.83%、40.40%。
相比之下,作为一家以疫苗研发为主的高新企业,康泰生物的研发投入相当吝啬。2017年至2019年,康泰生物的研发费用分别为1.7亿、1.8亿、2.0亿,分别占营收的7.32%、8.82%、10.19%。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药企腐败案频发,主要模式为带金销售。
康泰生物,自然也曾撞上枪口。
2017年6月30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尹红章被查获后受贿罪二审刑事判决书》,披露了当家人杜伟民的行贿案件。
资料显示,尹红章于2010年至2014年间,接受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某的请托,为该公司在药品申报审批事宜上提供帮助,单独或伙同妻子郭某共同非法收受杜某给予的钱款47万元。天眼查资料显示,此“杜X”,正是民海生物的法定代表人杜伟民。
市场人士分析,高销售低研发,这是药企核心竞争力不足的典型表现,由此带来的低质高价、核心竞争力低下、同质恶性竞争、受贿索贿等乱象,亦是医改的打击重点、关键要地。
以此来看,坐拥千亿市值的康泰生物,可谓价不配位。
十几亿的营收、五六亿的净利、增速连年下滑,竟生生催生出一个千亿帝国,显然也是奇葩存在。截止6月11日收盘,股价143.1元,市值962亿元。市盈率201.6,比肩互联网等高新股。
种种迹象看,康泰生物的核心价值难言乐观,高市值不乏危险泡沫。
是否会跌落神坛呢?
值得注意的是,本已分红抠唆的康泰生物,2019年索性暂停分红了。这在以高毛利、高发展的疫苗板块,可谓一大利空,业务发展受阻?遇到上升瓶颈,出现潜在隐患?
真相如何,有待时间做答。
截至一季度末,康泰生物货币资金2.29亿元,同比减少54.64%。
杜伟民的过往 以德配位
显然,康泰生物与杜伟民一样焦头烂额。
不过,杜伟民更为煎熬。
动了股民的利益奶酪,拉清单也就在所难免。
杜伟民的过往,置于聚光灯下。
1963年出生的杜伟民,90年初下海成为疫苗营销工作人员,就职于长生生物。
没错,就是上文那家因“疫苗造假案”,被摘牌退市的长生生物全资子公司。
2001年9月,长生生物将所持有长生实业的0.68%股份,转让给杜伟民持股的广州盟源。
2003年6月,杜伟民担任江苏延申生物的董事、副董事长。2009年,公司被国家药监局勒令停产整顿,主因是生产假的狂犬疫苗。
2008年,杜伟民通过战略重组进入康泰生物,成为其控股股东。由此开始真正的发家史。
不过,其资本运作的手法至今令人玩味。
康泰生物成立时是国有公司,与杜伟民及其家族并无关系,公司上市前,其四家原国有股东陆续清仓式退出,先后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杜伟民转让持股。从他们接过低成本股权(注1.7-2.18元/股)后,杜伟民转手又高价出让予机构及部分自然人。这些机构有磐霖资本、招银国际等,交易转让价格15元/股。
据媒体估算,杜伟民累计花费不足4亿元,便全面控盘了康泰生物。
所谓投资先投人,结合上文的行贿风波,尽显杜伟民短利、粗放、缺乏敬畏心的负面人设,这显然与千亿市值甚不相符。如何以德配位,值得深思。
王者冷思
不可否认,智飞生物、长春新高、康泰生物是行业当之无愧的王者。但千亿光环中,亦不乏泡沫的异色表现。
捧杀一词,最近很火。
坐拥炫目身价,除了一览众山小,还有高处不胜寒。如何不负众望,不为资本短利裹挟,真正以价配位,不沦为高空落体者,考验着蒋仁生、马骥、杜伟民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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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艾滋病疫苗研制“名利之争” 由吉林大学疫苗研究中心和长春百克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研制的艾滋病疫苗,是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进入I期临床试验的首支艾滋病疫苗。本报记者罗昌平摄 十余科研团队角逐300亿元潜在市场,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管局等国家主管部门在推动国际合作同时,着力扶持自主知识产权项目 本月12日上午10时,广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8名志愿者分别接种了艾滋病疫苗或安慰剂。按试验计划,志愿者将接受长达180天的跟踪观察。其中接种后的前72小时,需接受最严密的监控。 据《信息时报》报道,3月15日上午,也就是72小时严密监控的最后一天,8名志愿者的体检结果显示,两名志愿者感到疲惫、头晕。 次日起,官方停止对试验进展情况进行通报。“现在一切都处在试验阶段,不宜过分宣传。”3月1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注册司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用于此次试验的艾滋病疫苗,由吉林大学疫苗研究中心和长春百克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研制,也是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进入I期临床试验的首支艾滋病疫苗。 “这是我国首支国产并进入临床试验的艾滋病疫苗”。有媒体对此报道称。而本报记者调查发现,作为该疫苗的研发者———长春百克公司,无论科研团队还是投资方,均带着明显的外国血统,所用核心技术在国外也已相当成熟,其领先之举实则源于在临床试验审批程序上占尽先机。 破冰之旅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全球共35支艾滋病疫苗研发队伍已进入临床试验,中国能顺利步入这一队列不愧破冰之举。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中心主任张林琦教授认为,即使试验失败也可从中获得很多重要的科学信息。 3月15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8名志愿者如约回到监测点。1名女志愿者在体检时向监测医护人员反映,她前天感到疲惫和体乏。但医生为其所做的测量显示,血压、心跳、体温等均属正常。 另一名男志愿者表示有些头晕,称不知是否因为注射了艾滋病疫苗而引起。 但主持试验的官员未判定对这两位志愿者注射的是艾滋病疫苗还是安慰剂。广西疾控中心副主任陈杰解释,此次所选志愿者均为18至50岁的非感染健康人群,试验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对志愿者分别注射艾滋病疫苗或安慰剂。 安慰剂是在一种外形、颜色、味道等方面都与被试药物相似但无实际药理活动的物质,有人形象称其为“假药”。 而此番进入临床试验的为“复合型抗艾滋病毒疫苗”,由DNA疫苗及重组病毒载体疫苗组成,为预防性疫苗。 “这种疫苗本身不会导致接种后的病毒感染。”吉林大学一位疫苗专家说。 这位专家曾参与该疫苗的研制。据他介绍,科研人员在构建病毒样颗粒时,从广西艾滋病毒流行株HIV-1中提取结构基因,并且消除了DNA质粒序列与人体组织同源重组、整合的可能性。 而广西疾控中心负责此次人体测试的副主任陈杰介绍,志愿者注射疫苗后可能会出现局部红肿、疼痛以及全身疲乏,这些都在允许范围之内。 衡量疫苗成功的另一指标是有效性。在吉大与百克公司的上百次动物试验中,接种疫苗后,猴子体内针对HIV-1的特异性免疫反应比例达100%. 而诱导CD8+淋巴细胞产生阳性反应的比例为5%- 11%.“这是个不错的结果,因为通常的试验也就1%-3%.”吉大那位疫苗专家说。 长春百克公司的动物试验早在2003年10月已完成,经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样品检定符合安全规则后,次年11月25日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进入临床试验。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全球共35支艾滋病疫苗研发队伍已进入临床试验,中国能顺利步入这一队列不愧破冰之举。 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中心主任张林琦教授认为,即使试验失败也可从中获得很多重要的科学信息。 试验地为何选择广西 吉林大学那位疫苗专家介绍,于晓方团队选择与广西合作并最终作为临床试验的基地,主要在于:广西的艾滋病病毒呈早期原始状态,这对研究相当有利;广西潜在的疫苗开发市场也相当可观。目前广西艾滋病患者达1.2万人,居全国第3位,其中高危人群占较重比例。 知情者透露,3月12日在广西启动的临床试验,实际用了近10年的前期研究作为铺垫。 铺垫工作始自于晓方教授。现年46岁的于晓方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1985年起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导师艾塞克斯(MaxEssex)是艾滋病研究的国际先驱之一。于晓方后来出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20世纪初,艾滋病在云南一些吸毒人群中被发现,并迅速向广西等周边省市蔓延。这种趋势引起大洋彼岸学术界与企业界的关注。 1993年,美国UBI公司(UnitedBiomedicalInc.)在云南开展过I期临床试验。不过,这一被视为首个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无果而终。 1996年,于晓方的团队多次与中国同行接触,并经中国同行介绍与广西疾控中心达成合作意向。 广西疾控中心副主任陈杰介绍,双方最初的合作包括两方面:一是在中国首次进行了艾滋病的吸毒人群队列研究;二是每年完成一份广西全区的流行病学调查。 在掌握这些基础数据的同时,于晓方团队在美国当地的试验室展开了疫苗研究。 吉林大学那位疫苗专家介绍,于晓方团队选择与广西合作并最终作为临床试验的基地,还在于这一区域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广西的艾滋病病毒呈早期原始状态,“这对研究相当有利”。而美国则因发现艾滋病病毒较早,病毒历经几代重组和变异而使得疫苗研制相当艰难。 这位专家介绍,广西潜在的疫苗开发市场也相当可观。来自当地官方的统计显示,目前广西艾滋病患者达1.2万人,居全国第3位,其中高危人群占较重比例。 此外,在中国做此项研究还有“西方国家无可比拟的行政优势”。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疫网络,从省市到县都建立了卫生防疫站。临床试验中对接种人群进行监控的人力资源,可交由行政机构完成。这在美国难以想像。 在志愿者招募方面,中国两个月即可完成,但美国往往一年也达不到要求,由此增加的经费开支最高可达总投入的30%. 孔维团队与背后的投资者 2002年12月24日,百克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有长春市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长春高新(000661)以250万元现金入资成为最大股东;该公司控股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入资50万元;隶属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国VITAL公司,则以艾滋病疫苗的非专利技术成果作为无形资产出资200万元。 3月16日上午,刚在北京完成学术报告的孔维回到长春。这位已是不惑之年的学者目前身兼两职:吉林大学疫苗研究中心主任、长春百克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孔维领导的这两个部门最终成为这次临床试验中疫苗的研制者。而孔维也无疑成为领导疫苗研制的灵魂人物。 孔维1994年从吉林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博士毕业,次年即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在那里,他加入了于晓方教授的研究团队。 2002年初,孔维作为特殊人才被母校聘为疫苗中心主任。同年7月,他承担起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赞助的中国艾滋病疫苗子课题的部分研究项目。 鉴于艾滋病疫苗研发的广阔前景,长春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苗若愚盛情邀请孔维到高新区创办医药企业。当时的孔维正有此意,但如何筹资与运作还十分茫然。 高新区海外学人创业园主任杜树柏回忆,高新区领导为孔维量身定做了一套方案:由政府资助成立公司,先研发一个市场周期短成本回收快的化学药品,以弥补长线产品研发所需的巨额费用。 此后,孔维力邀吴劲昌、于湘晖等来自美国、韩国、瑞典的近20名博士到长春共同创业。 2002年12月24日,百克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有长春市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长春高新(000661)以250万元现金入资成为最大股东;该公司控股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入资50万元;隶属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国VITAL公司,则以艾滋病疫苗的非专利技术成果作为无形资产出资200万元。 很快,百克公司建起了4200平方米的研究中心和符合国际标准的生产车间。当时的孔维感叹:“如此礼遇,我在国外是绝对享受不到的。” 不难发现,无论是核心技术、科研团队还是投资方,百克公司均带有明显的外国血统。 中国战场的竞争者 孔维清楚他的团队在中国面临着两大类竞争对手。 一类来自于中国本土。目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科院微生物所、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清华大学等10多支研究队伍介入研究。另一类是来自于国外的科研团队,如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中心何大一教授领导的团队。 专家介绍,根治艾滋病的生物医学手段,治疗上可依靠药物,预防上主要是疫苗。药物方面目前公认疗效最好的“鸡尾酒疗法”,也只能稳定或减缓艾滋病症状,不能彻底消灭人体内的病毒。因此,各国专家普遍认为,研制出艾滋病疫苗是解决艾滋病难题的最佳途径。 张林琦教授透露,国际上最早开始艾滋病候选疫苗临床试验的时间是1987年。但18年以来,上百次动辄过亿的研究都没有成功,“未来这一领域的利润可想而知。” 孔维显然很清楚这一点,他也同样清楚他的团队在中国面临着两大类竞争对手。 一类来自于中国本土。目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科院微生物所、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清华大学等10多支研究队伍介入研究。这当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邵一鸣团队,被称为中国目前最有希望成功研发艾滋病疫苗的团队。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立项进行艾滋病疫苗的研究。邵一鸣直接参与了中国最早的“新型艾滋病疫苗研究项目”,并组建了国内第一支科研队伍。 他的艾滋病疫苗研究项目,建立在自己主持下历时3年的全国范围艾滋病病毒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基础上,这项工作涉及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邵一鸣的团队正在展开两种疫苗的研究:一种疫苗采用我国成功用于消灭天花的痘苗“天坛株”作为疫苗载体,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目前该疫苗正在申报临床试验;另一种疫苗与欧洲科学家合作,是类似于百克公司的混合型疫苗,已于2003年7月在欧洲启动I期临床试验,中方只拥有部分知识产权。 2004年岁末,来自新华社的一则消息称,我国惟一的治疗性艾滋病疫苗,已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结束动物试验,正投入到临床前的研究阶段。 另一类是来自于国外的科研团队,如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中心何大一教授领导的团队。 何大一因发明“鸡尾酒疗法”而闻名世界。他领导的团队研制的一个专门针对中国流行株设计的艾滋病疫苗,早在2002年就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2003年年底在纽约开展了I期临床试验。 该疫苗在中国的临床试验选址云南,自2002年起何大一教授就已开始前期准备。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疫苗试验平台,早已被越来越多的科研者所选择。华裔女科学家、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黄以静,也于2002年与国内公司合作准备进行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 “名望之争”和“利润之争” 邵一鸣教授的观点是,只有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艾滋病疫苗,其他国家才不能任意抬高“既是科研成果又是商品”的艾滋病疫苗价格。据他估计,如果疫苗研制成功,中国将有300亿元以上的庞大市场。 在众多竞争对手面前,为什么孔维团队能成为领跑者? 邵一鸣教授认为,孔维领导的百克公司采用国际上已用于临床试验的载体,技术成熟,自然快些。 换句话说,百克公司用国外已成熟的技术,首次针对中国人体进行试验。 而邵一鸣所领导的团队,完全是采用新载体,如用痘苗“天坛株”作为疫苗载体,从基础工作起步的这一项研究需花费大量时间。 邵一鸣同时认为,何大一团队在中国暂时落后的原因,则完全发生在审批程序上。他们的艾滋病疫苗早在2002年就上报给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并计划于次年在中国云南启动I期临床试验。但时至今日,这一审批仍在等待当中。 按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规定,在国外研发的疫苗必须将技术转移给国内单位,国内具备疫苗生产能力以后,才能申请临床试验。 邵一鸣教授的观点是,只有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艾滋病疫苗,其他国家才不能任意抬高“既是科研成果又是商品”的艾滋病疫苗价格。据他估计,如果疫苗研制成功,中国将有300亿元以上的庞大市场。 长春一位病毒学专家认为,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利用政策优势集中了各种研究资源和力量,艾滋病疫苗的知识产权之争已成为“名望之争和利润之争”。 在他看来,如果孔维不选择与国内企业合作,并最终由国内企业控股,同样会面临何大一团队的遭遇。 五年还是八年? 按长春百克公司的计划,今年3月开始的疫苗I期临床试验主要评价疫苗的耐受性和安全性;2006年2月到2007年8月进行II期临床试验,计划招募低危人群300人和高危人群200人,分为5个组,初步评价疫苗的有效性;Ⅲ期临床试验需招募数千名高危人群来评估疫苗的有效性,时间在3年左右。 对于3月12日启动的临床试验,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注册处处长杨威表示,如果各项试验进展顺利,吉林有望在5年后实现以注射疫苗方式预防艾滋病。 按长春百克公司的计划,今年3月开始的疫苗I期临床试验主要评价疫苗的耐受性和安全性;2006年2月到2007年8月进行II期临床试验,计划招募低危人群300人和高危人群200人,分为5个组,初步评价疫苗的有效性;Ⅲ期临床试验需招募数千名高危人群来评估疫苗的有效性,时间在3年左右。 2002年下半年,卫生部专门成立了一个艾滋病疫苗研制专家库,由5名院士和10名研究员组成。当时该专家库有人预测,我国艾滋病疫苗将在8年内问世。 这一观点跟杨威所说比较接近。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官员以及百克公司的科研人员对此持谨慎态度。 “现在谈Ⅱ期和Ⅲ期也为时太早,因为我们要根据I期临床研究的结果才能做此决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注册司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长春高新(000661)发布的公告特意提示:“该项目研发过程仍存在很大风险,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准生产上市。” 百克公司副总经理冯大强一再叮嘱本报记者,研究有个好的开头,但不可过度宣传。 据报道,国际上第一个进入I期临床试验的艾滋病疫苗,是美国瓦克斯根公司研制的,该疫苗先后在美国和泰国开展了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参与的志愿者达7000多例。试验结果表明,该疫苗不能有效阻止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试验最终以失败告终。 邵一鸣教授列举的一组数据显示,全球进行的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I期有106个,Ⅱ期只剩12个,进入Ⅲ期的3个目前仅剩1个在继续。 全球某知名疫苗生产商的一位高层领导告诉记者,这一研究领域不乏急功近利的恶意炒作者。她同时提醒,政府也不应过多指望能研制出一种可迅速抵抗艾滋病的疫苗。 “欠债干活”的风险 邵一鸣坦言,艾滋病疫苗研制的困难首先在于资金的不足。按邵一鸣的说法,目前国内多数队伍是“欠债干活”。这意味着此项工作将担负着大风险,不成功将无人埋单。 3月16日,从北京赶回长春的孔维忙着起草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涉及下一步的科研计划,过两天就交给科技部。”孔维告诉记者。 孔维坦言,对百克公司而言,资金的日趋紧张可能是目前最大问题。 此番启动的I期临床试验,百克公司计划投入1亿元。而长春高新(000661)的年报称,2004年百克公司亏损额达553万,这远远超过公司的注册资本。 在过去几年里,百克公司获得中国各级政府的经费支持屈指可数:2003年获得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专题资助120万元;2004年11月,获国家第二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100万元资助。2004年获长春市振兴老工业基地科技攻关资金10万元支持。 更大的投入来自于中方股东。因涉及商业机密,记者尚无渠道获知其股东的实际投入数据。 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中心主任张林琦博士介绍,2002年何大一教授赴云南部署I期试验时,预备经费为300万美元,Ⅱ、Ⅲ期试验的经费会翻倍。 这是笔令国内所有疫苗研究专家艳羡不已的资金。解放军302医院传染病研究所王福生博士介绍,即便是邵一鸣的团队,当时每年能从政府获得的经费也才30万元人民币。 邵一鸣坦言,艾滋病疫苗研制的困难首先在于资金的不足。 据介绍,国家863计划单列一笔资金支持疫苗研究,真正分到艾滋病疫苗领域仅数百万元。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事件,对863计划的经费支配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按邵一鸣的说法,目前国内多数队伍是“欠债干活”。这意味着此项工作将担负着大风险,不成功将无人埋单。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邵一鸣,曾在2002年的全国“两会”上建议:国家应加大对艾滋病疫苗研究的投入,支持更多队伍。 当时的情况是,国内从事此研究的团队不到10个,而美国高达数十个。 此提案受到了中央高层的重视。科技部当年便设专项资金,经费从每年100多万元突破1000万元。 但在一些科研团队看来,这还是杯水车薪。 积极姿态参与国际合作 在3月18日的全球企业防治艾滋病中国峰会上,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透露,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各方,中国都将以积极的姿态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国际合作。 3月18日,全球企业防治艾滋病中国峰会在北京举行。这个由中国卫生部、全球企业抗艾滋病联合会共同搭建的平台,旨在为政府、科研团队及企业“寻求在防治艾滋病领域更大的合作”提供机会。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会上号召,全球企业“应以战略家的眼光”,“积极参与中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中国峰会现场,邵一鸣教授有意打听与会企业的名单。“目前还没有和任何一家企业接洽。”邵一鸣告诉记者。 邵一鸣曾通过媒体呼吁,鉴于目前国内各研究队伍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不够,政府应形成“中国艾滋病疫苗开发计划”,从国家层面统筹该项研究,并整合国内力量以增强国际竞争。 在3月18日的全球企业防治艾滋病中国峰会上,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透露,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各方,中国都将以积极的姿态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国际合作。 事实上,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已成为新趋势。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科技大学3月25日正式对外宣布,学校研究人员通过与国外机构的合作,已经成功找到阻断艾滋病病毒复制的新途径,为无抗药性艾滋病药物的研制提供了新的手段。 (本报记者魏铭言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报记者罗昌平 长春 北京报道 “百度”一下“艾滋病疫苗”,相关网页达68600篇。今年3月12日,数名志愿者在广西接种艾滋病疫苗,该疫苗是我国首支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进入I期临床试验的艾滋病疫苗。 疫苗的保护原理是,接种疫苗后产生抗体(图示黄色Y形物),对病毒进行包围,从而起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凯明高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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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概念股查一下概念板块很多,但要说有投资价值得看什么价格买,还得看他们的抗癌药处于什么阶段。如果已经通过临床且获批投产,那才是正真开始产生效益的,但往往这时候股价已高,获利空间也小。最好是研发的新药处于临床最后一次试验快结束时,而且前期试验效果都不错,且涨幅还不大的买入这样获利空间才大。或者新药马上获得药监局正式批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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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由长春新区纪工委、卫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高新区发改工信局、商务局联合组建的长春新区企业防疫指导组,对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天药本草堂制药有限公司、长春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中研药业有限公司等4户医药企业及欧亚汇集、沃尔玛、欧亚超市创意路店等3户大型商超进行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现场督导。长春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徐国力组织企业防疫指导组成员单位召开调度会,研究部署企业复工及疫情防控工作。
会上,徐国力听取了企业防疫指导组各成员单位工作汇报,与会人员进行了现场交流座谈。徐国力强调,组建企业防疫指导组,督导企业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意义重大,具有一定的实效性、科学性、指导性,要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一是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面对疫情,要全身心投入工作,全面抓实、抓细、抓好企业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的各项工作。二是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疫情防控应尽职尽责,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指导企业做好分层次员工培训、制定应急手册等相关工作。三是严守规章制度、构筑安全防线,督导企业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规范。四是强化企业服务、助推企业发展,真帮实扶为企业解决问题,针对企业提出的物资、人员、资金、货源、销路等问题,尽全力为企业排忧解难,引导企业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五是及时对检查抽查情况进行总结。通过近期对规上工业及商贸流通业企业检查指导的经验总结,对上要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对下要通过检查一边帮助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一边指导企业做好防控工作,一边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同时,要向“万人助万企业”的各个助企工作进行经验复制推广,以点带面开展全面企业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六是及时反映“助企工作队”工作情况。工作组在检查指导企业的同时,要发现助企工作队工作亮点及不足。七是加强企业与小区间的防护联系,紧密织网严守严控。八是求真务实确保工作有效,要真抓实干,要注意防控工作的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长春新区企业防疫指导组各成员单位及高新区党政综合办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调研沃尔玛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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