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报人如何看待战争责任，“无罪论”为何获得认同？

《玩苏梦物语》里的战争责任问题

德富苏峰(一八六三——一九五七)，是明治至昭和期间活跃于日本文坛的闻名报人、汗青学家，曾任大日本谈吐报国会、文学报国会、大日本国史会会长等职。“二战”后被盟军统帅部认心猿意马为甲级战争嫌疑犯。早期本家儿张“布衣本家儿义”，甲午战争前后，起头狂热鼓吹以皇室为中间的对外侵略。其皇室中间本家儿义是包含家国同构、忠君爱国、神国思惟和军人道等在内的天皇专制国体思惟，其本色是熟行尊皇之“王道”，外行蛮横，担当和成长了皇国史不雅，对当今日本右翼思惟仍有很大影响。著有《第十九宿世纪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未来之日本》、《近宿世日本国平易近史》等书。

因为各类原因，“二战”后日本天皇裕仁逃走了法庭的审讯，没有被究查战争责任。而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后来出于政治的需要，对东京审讯的意义和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的熟悉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加倍倾标的目的于为日本摆脱责任。良多日本人也将印度法官帕尔(Radhabinod Pal，1886—1967)在东京审讯中所提出的判决书曲解为“日本无罪论”，甚至操纵他来宣传军国本家儿义，这些都使得战后对战争责任问题的熟悉加倍复杂化了。

简直，帕尔本家儿张对战犯免去告状，之所以这样做,除了他的反共立场外，本家儿如果因为在他看来无法在国际法理论上界心猿意马什么是“侵略战争”，他对日军在战争中的“无比险恶性”暗示了极大的愤慨和道德上的训斥，并且明白指出不克不及将日本在某一特心猿意马的期间所采纳的政策或由此政策所采纳的步履“合法化”。法庭最终鉴定“筹谋实施侵略战是最高的犯罪”，对战争罪犯进行了制裁。

尽管如斯，自战后至今，“日本无罪论”仍然被一些日本人拿来作为否决东京审讯、要求从头熟悉“大东亚战争”的来由。他们的思惟和谈吐，与明治时代以来连缀不竭的国度本家儿义、皇国思惟具有紧密亲密的关系。德富苏峰就是此中的一个典型。二○○六年七月到二○○七年八月，日本讲谈社分四册陆续出书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至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以下只注卷数及页码）。这些日志中屡屡论及战争责任问题。

甲午战争之后，德富苏峰的思惟发生了庞大的转变，由本家儿张“布衣本家儿义”酿成了“力的福音的信仰者”。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德富苏峰回首本身的平生，说：“我的平生与日本国相始终。日本是我的偶像、我的爱人，是我的一切。换言之，分开日本，六合之间就没有德富苏峰了。”他以当作为近代日本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感应欣慰。同时他也感慨：“在我的公家生活生计接近从头至尾声的那天，恭听圣上的播音，熟悉到我毕生的辛劳，一切都化为泡影。”尽管如斯，他对皇室仍然衷情不改，他诠释说:“我等的皇室中间本家儿义，不是受本居宣长或平田笃胤等国粹者流的影响而倡导的。而是通览古今工具的汗青、比力研究各类政体之后才提出的，由此在日本成立冠绝宿世界即无与类比的家族性当局，而使伦理的政治行于中外；或者有人以此冷笑我等为白日做梦、扑朔迷离等，但我等确实是以全数身心投入此中。而这些已经形迹全无，连肃除去了，我等的抱负完全化为了泡影。”即便如斯，他仍然暗示：“我在今天仍然确信皇室中间本家儿义是日本独一的、没有比它更好的工具。”(Ⅲ—222、327、299页)

德富苏峰认为“天皇神圣不成加害”这个事实非论宪法中有没有，都不掉为信条。在他看来，以臣下的身份不克不及对天皇提起关于此次战争的责任问题。但他也认可：“无论如何辩护说天皇与战争没有关系，因为宣战圣旨上天皇的签名和玉玺俨然存在,到底不克不及没有关系。”所以，他本家儿张应该将皇室与战争问题完全分手开，因为日本的皇位不是天皇一小我的事，而关系到万宿世一系的皇统。但不克不及以天皇欠好战或者否决战争之类的话为说辞，这对日本的臣平易近而言，毋宁说是一种对皇室的亵渎。无论若何，宣战的大圣旨都皎如白日（Ⅱ—258、259、260、263—264页）。“有人说宣战的圣旨歪曲了天皇的意思，这样说的人才是歪曲了圣虑。就像我们信仰休战的广播确实是休战的意思一样，我们相信开战也如圣旨中所说的，是陛下的尊意。”（Ⅲ—370页）是以，“皇族也不克不及说完全没有责任”（Ⅲ—244页）。

在这种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中，他本家儿慌张室与国度、国平易近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既然是一体的，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也就不该该用累及天皇与否的说法。那种本家儿张降服佩服而又觉得开万宿世之承平之类的言辞来掩饰，在他看来是荒诞乖张的错误。因为对他来说降服佩服之道便是出错之道、服从之道（Ⅰ—35、38—39、40页）。

德富苏峰在为战后审讯所供给的供词中说：“要负责任的是整个日本国平易近。此中固然有轻重的不同，但到了今天，说本身不知情，试图只把本身当做大好人，这不克不及不说是完全健忘了日本精力为何物。”战败之后，一般都认为“日本国平易近是受害者而军部是加害者”。而德富苏峰对此暗示否决。他说:“我切身履历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大东亚战争。我认为大东亚战争，在其意义、目标上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没有任何分歧。所分歧的只是，前面两次战争我国胜利了，而最后此次战争我国掉败了罢了。”“在胜利的时辰作为国平易近的胜利来欢呼，而在掉败了的时辰，则作为军部的私斗来进犯，这完满是不负责任的说法。”（Ⅳ—350页）

对于日本所犯罪过，他也在必然水平上赐与认可。他说:“我等毅然自发日本的过掉。不仅仅是过掉。更进一步，甚至是犯下了罪恶，在今天固然遗憾也不得不认可。但同时，将所有的罪恶归之于战败了的日本，而将所有的善德归于胜利的美国，这不克不及不说是过于滥用胜利者的权力。”他进一步暗示:“迩来日本人的所谓战争罪犯，不仅是对各友邦犯下了罪过，并且对日本国平易近也是犯罪者。即使日本国平易近的怙恃掉去其子、老婆掉去其夫、后代掉去其父，蒙上了如同日本人杀戮日本人一样的罪过。可是此次战争既不是军阀或财阀平地起波澜的战争，也不是他们随其所好而制造出来的战争。即便不去精读从十九宿世纪下半期到二十宿世纪上半期百年间的宿世界史，出格是日美两国的交涉史，从其概略中也必然会得出此次战争是出于不得已的结论。这不仅仅是日本方面的汗青不雅，从美国方面的汗青不雅来看也是如斯。”（Ⅰ—418、419页）

德富苏峰认为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次要的，他说：“此次大东亚战争的祸首祸首，坦直地说，不是被审讯的日本人，而是欧美列国人。从国度上讲，不是日本，而是美、英、苏联等国。……为什么日本国平易近做出了这样的行为？是谁使得日本人做了这些？对此加以研究的话，本身就不会去审讯别人的罪过，而是去审讯自身的罪过了。”（Ⅲ—349页）

德富苏峰用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来申明日本与欧美老牌帝国本家儿义的关系。他说：“就像盂兰盆会舞，吹笛子敲鼓伴奏，围当作一个圈来跳舞，掉队了的日本人观望着，既恋慕，又感觉有意思,在各类无以名状的心理之下，闯进了跳舞圈中。那些同伙跳过了良多场已经很谙练了，而日本人因为方才插手此中，其举止做派混乱无章，此刻将这些混乱无章的举止添枝接叶，当作了日本人的罪案。跳得蹩脚，这固然没错，可是说只有日本人在跳，这是毫无事理的冤枉。”（Ⅲ—361页）总之，他认为把帝国本家儿义带到日原本的，无非就是今天审讯日本的列国。“大东亚战争的责任者，起首应该举出的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最后是斯大林。”（Ⅳ—351页）

德富苏峰还从日本近现代史来进行阐发。他指出：“明治天皇是建国朝上进步的化身，作为时代精力的象征,在明治时代，小笠原岛、琉球、千岛、整个虾夷(海说神聊海道)、桦太(库页岛)的一半，进而台湾地域、朝鲜等在明治天皇的时代作为我们的国土也仍是暧昧的、不确定的或者是一半的属性，以至于像台湾地域、朝鲜则完满是他国所有的，都归为我国的国土了。我们在这时，且不说宿世界的汗青学家，就我们日本的汗青学家而言，想问一问可否断言这些都是日本人违反人道本家儿义、违反文明本家儿义、滥用干戈而打劫邻国的成果，即明治天皇的御宇史是大和平易近族的罪恶史？若是他们可以或许对至今的汗青这样彻底地断言的话，那么对大东亚战争无论给以如何的恶评都可以随他们的便。可是，认可明治时代的建国朝上进步，而不认可大正昭和时代的事，在事理上其实不通。”（Ⅲ—366、367页）

德富苏峰对本身的信念没有涓滴悔过,从他自觉得是“科学的汗青目光”来判定,他仍然“从心里相信这场战争是义战,此刻这种崇奉也还没有改变。”（Ⅲ—233、372页）

作为甲级战争嫌疑犯的德富苏峰,对东京审讯当然是持批判的立场的。在他看来,东京审讯就是“日本罪恶史编纂无限责任公司”，其目标就在于“设法证实日本若何是所有罪恶的化身”并标的目的宿世界发布。他反唇相讥：“即便日本人是如他们所说的恶党，他们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恶党。”（Ⅲ—346、347页）

既然他还对峙认为这场战争是“义战”，那么他反省本身也只有从力量方面来进行，只能把掉败归结为力量不足所致。他感觉，错就错在将日本国平易近作为过于伟大的国平易近，赐与了过高的估量。此次战争使他大白了：“未来姑且非论，到此刻为止，日本毕竟既不具有作为东亚牛耳的实力，也没有这种能力。”他认可：“盲目地将一些不克不及完当作的工作强迫给日本人做，这对我等来说，简直是大错误。……好比猫抓老鼠，固然不错，可是让猫去抓狐狸的话，就会导致反而被狐狸所抓住。”而最终将胜败归结为：“问题既不是正邪的问题，也不是长短的问题。关头只是强弱的问题。”（Ⅲ—244—246、297页）可见，他依然是“力的福音的信仰者“。

至于日本的未来，德富苏峰依然具有大志壮志，并且南海说神聊扩张的野心仍然未泯。为了达到此目标，他明白提出：“我等曾经为了对于俄国而本家儿张日英联盟。此刻为了对于苏联，不得不本家儿张日美联盟。”他认为“作为日本回复的大策，为了操纵美国，来与它交往”，为此要最大限度地忍耐，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若是我等与美国连系，决心操纵美国的力量来谋求日本的恢复的话，为了达到此目标，就要掉臂任何牺牲地支出。因为日本的恢复比任何工具都主要。”（Ⅲ—300—304页）从而指了然战后日本成长的根基偏向。

固然德富苏峰的战后日志到比来才公开出书，从战后六十年的汗青来看，他的思惟与帕尔的判决书一样，在日本社会各界仍然拥有不少的知音。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那时的日本辅弼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颁发讲演时就说道：“在东京审讯中表示出高度勇气的帕尔法官，至今还一向受到很多日本人的尊敬。”而在二○○七年八月出书的德富苏峰战后日志的最后一卷中，“东京审讯史不雅”概念的始作俑者伊藤隆就呼吁并强调在解决此刻日本各类问题时，德富苏峰的思惟所具有的“开导”意义（Ⅳ—431页）。由此可见,不从汗青不雅上找出症结，战争责任就依然会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并且帝国本家儿义之间的勾搭与狗咬狗的矛盾，也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混合了视听，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

一些汗青学家总喜好以小我的“良心”作为公理的代表，乃至陷入独断而不自发。对此，倾听这样的声音或许是有益的。永原庆二在批判“自由本家儿义史不雅”时提纲契领地指出:“在平易近族、国度的责任即便在法令上解决了的阶段，作为道德的问题还继续存在。所谓道德，不是频频地赔罪就完了的。将不成扼杀的事实作为汗青而不竭地确认，不竭地连结不使错误再发生的姿态，这莫非不恰是今天活生生的道德吗?”可喜的是，这也是一位日本汗青学家的心声。敢于直面“不成扼杀的事实”，而不是去有意地扼杀汗青事实，这才是道德良心的起点。

作者：刘岳兵

来历：《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