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击孤儿”们，或许需要一个儿童利益代表

最近，一个新闻在网上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四川省某自由搏击俱乐部，将数十名学龄儿童集中住宿、集中培训散打技术。孩子们的来源地有关部门，很快认定这种做法违反了《义务教育法》，表示将会把他们接回、妥善安置；而因为这些孩子多数都是留守儿童或者孤儿，“回去只能吃煮洋芋”，也有很多人对这一处置结果表示了不满，“义务教育是目标，不是形式”，认为接回去安置的做法，对于这些孩子的未来并无好处。

“搏击孤儿”问题，相信各位读者都有自己的看法。而本妖想要说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对于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甚至是儿童、婴幼儿，如果涉及到他们的利益时，到底该由谁来做出决定呢？

利益问题，从不简单

所谓“谈钱伤感情”，一旦涉及到利益问题，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利益问题，事情就没法简单得起来。往大了说，涉及某个严重疾病的，是保守治疗还是激进治疗更好？涉及教育问题，是去私立的教育机构学习，还是去公立学校读书更好？涉及抚养问题，是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还是在城里跟着双方都在工作的父母更好？往小了说，周末是在家玩耍呢，还是去上各种辅导班好？某种预防针是打了更健康呢，还是不打更安全？

上述问题，在现实中都有突出的案例。比如，米国某个儿童，罹患严重疾病，一直靠着设备维持生命，但父母觉得还可以抢救，而医院就入禀法院，要求颁布“不抢救令”。国内也有少数父母，非要把孩子送去“国学读经班”，把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却完全不顾中考、高考。甚至在是否接种疫苗上，国外也有父母坚信某些疫苗可能导致自闭症（本妖是坚决不信的），拒绝给孩子接种，然后孩子不幸真的染上了传染病的……

这些问题中，绝大多数都无法用法律直接给出一个“对不对”的答案，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依归，得出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么，谁来做这个裁决呢？目前看来，最适合的机构当然就是法院，毕竟法院本身就是说理的地方。然而，另一个问题就跟着来了，上了法庭，当然应该是原告、被告双方对立，互相辩论，俗称“两造具备”；而这种案件里，谁来充当原告方和被告方呢？父母和其他监护人，法律默认就是未成年人的利益代表，总不能自己告自己吧？

监护人缺位，又该如何？

除此之外，还有两类情况下，父母或监护人，也是不适合充当孩子的代表的：一个是监护人已经缺位，另一个是监护人利益冲突。

第一种很好理解，父母及其他近亲属因为死亡、失踪或长期不回家，让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长期处于无人照管的状态，实际上是没有监护人的。尽管我国法律规定，基层组织（街道、村委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充当监护人，但囿于资源有限，在执行中往往并不能充分的履行该职能。在“搏击孤儿”这个事件中，有些孩子就遇到了这种问题：父母都不在了，能代表他们做出送养决定的（即：把未成年人交给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收养），或许就是乡、村的机构了，而这些机构又能派出多少人力，对该搏击俱乐部的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呢？

第二种情况比较少见，但也并非不可能。比如，国内有些“国学读经班”让孩子十几年如一日的死记硬背国学经典，甚至有些还掺杂了神秘学书籍，这种做法很可能对孩子的未来发展非常不利。然而，这些孩子的父母非但同意，甚至还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培训、陪读，他们当然不会自己反对自己的决定，要求孩子回到义务教育的体系中来。更极端的例子，有些家长连哄带骗，把自家小孩送去“戒除网瘾”（本妖认为这种做法甚至涉嫌非法拘禁），对实施电击的“叔叔”还发自内心的感激涕零，自然也不会去法院状告自己。

更特殊的情况下，父母对小孩漠不关心，甚至有暴力虐待，显然就更不适合在涉及儿童权益的问题上，充当儿童的代表。

如果要通过法庭裁决"该不该改变现状"，当然就必须有外部的力量介入。

有“狗代”了，更该有“童代”

那么，有合适的解决办法没有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就在不久之前，很多人都看到了一条新闻：英国有两条小狗被主人虐待，法庭遂任命了一名律师，充任小狗们的利益代表，简称“狗代”，替这些不能说话的生灵在法庭上发声，以确保它们的利益不会被法庭忽略。

类似的，“儿童利益代表”的做法，在一些国家也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当监护人因故不能代表未成年人参与诉讼时，比如说监护人缺失（失踪、坐牢、精神疾病），或监护人本身就存在和未成年人的利益冲突，比如说监护人涉嫌虐待儿童（安排低于18岁的婚姻、疏于照管儿童）、监护人的做法和社会一般习惯相悖（安排孩子参加奇怪的国学班、送网瘾戒除治疗中心等），由法庭制定一名律师（要求和孩子、监护人都没有利益往来，也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代表未成年人在法庭上参与辩论，维护未成年人的正当权益。

这种做法，益处还是相当明显的。长期以来，传统观念都推定“父母总是为孩子好”，但这种推定在特殊的条件下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比如上面列举的种种情况。如果这种时候依然坚持让父母代表未成年人做出选择，则对孩子而言是相当不利的。所谓“当局者迷”，让一个没有利益纠葛的、冷静的法律人士来发表建议，或许是更恰当的做法。

而如果监护人缺位的情况下，“童代”的意义就更明显了：能够从多个角度、多种可能性来考量问题，提出各种选择的利弊供法庭裁决。比如这次的“格斗孤儿”事件，既然民间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为什么不可以选择一名代表，把这种声音带到法庭上，去公开讨论，以得到更合理的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