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林肯的美式神话尺度有多大？

立法者林肯的神话标准

在美国汗青表里，林肯（一八○九至一八六五）绝对是一个神话，可以或许知足各个阶级的想象与崇敬需求。这种神话性根源于林肯身上所富集的诸多的辩证坚持特征：他是西部领地上的“砍木工”，又是美国平易近本家儿史上最有势力与威望的总统之一；他是美国宪法的粉碎者，违宪中止人身庇护令并实施出格军事审讯，又是美国宪法最伟大的守护者和开创者。林肯的政治当作功展示了开放性与公道性，而其在违宪与护宪之间的毁誉漂移，则是其律师职业与政治家抱负的冲突表征。林肯是“法令人政治家”，不是职业化的法令人，也不是纯真的政客，不然他很可能拘泥于那时法令人的保守本家儿义与形式本家儿义（好比首席大法官坦尼的司法哲学）而损失其政治朝上进步的汗青空间，也可能如其共和党激进同僚们在胜利刺激下罔顾美国宪法的底子教育与重建美德。更主要的是，他牺牲了，当作了美国内战的最后一名烈士，以其在《葛底斯堡演说》中鼓吹的“牺牲美德”自我当作就，求仁得仁。

林肯是美国宪法史上的大立法者，而不是一般的总统或议员。他所奠立的是美国宪法新的合法性根本：遍及的自由，即平等。该焦点价值比照的是一七八七宪法中的自由和二十宿世纪三十至四十年月罗斯福宪法（即桑斯坦所谓第二权力法案）中的平安，由此形当作美国宪法焦点价值的完整链条，而林肯是最关头的链接点。林肯的所作所为是在从头铸心猿意马“美国平易近本家儿”（弗莱彻），标的目的侧重于白人自由的一七八七宪法肌体内灌注了平等的基因。林肯革命不仅为美国带来了数目惊人的黑人公平易近，更为美国宪法凝集了无比的道德资产。在林肯开启的新时代，美国辞别了旧有的“一国两制”，以共和原则与联邦公平易近权完全刺穿了一七八七宪法无法穿透的州权壁垒，回应并完当作了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呼吁的人平易近本家儿权开国抱负。林肯更是穿越时空，当作为孙中山一代中国平易近本家儿革命者崇敬与仿照的偶像，对中国近代平易近本家儿革命与立宪发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二○○九年是林肯诞辰两百周年，二○一五年是林肯遇难一百五十周年，这位为人类平易近本家儿史探路的伟大政治家，理应获得得当的回溯与重估。

詹姆斯·麦克弗森传授的这本《林肯传》写于二○○九年，中译本出书于二○一五年末，就是为纪念林肯而作，大师小书，短小精干，俭朴中闪现跳跃，是为林肯的人平易近而作，不是为学究、法官或书商而作。

政治与法令之间

林肯的平生在政治与法令之间有着太多的纠结。对林肯而言，法令是职业，而政治才是抱负。正因如斯，他是“达”则进身政坛，“穷”则返身律所。他在政坛的几起几落，既是美国平易近本家儿政治在十九宿世纪五十年月前后标的目的规范的政党政治转型的缩影，也是其政治人生与法令人生交叉互济的证实。《林肯传》用了很大篇幅描写了林肯的律师职业与从政履历之间的互动关系。

那么，法令职业到底付与了林肯什么呢？在林肯的青年生活生计中，西部砍木工与职业律师是两重最主要的小我形象。砍木工当然拉近了林肯与底层公众的距离并被后来的竞选造势当作功操纵来诠释美国梦，但就事实而言，这也只是表白林肯与西部开拓者有着配合的身份和经验，并不克不及充实撑持其竞选胜出。并且，砍木工是小我奋斗的典型，尚未触及林肯与人平易近之间的拯救意象。律师职业供给了这样一种机缘。林肯是极其勤勉和睿智的律师，每年打点上百起案件，所涉及的并非可以在美法律王法公法律史上颤动一时或特出千秋的里程碑案件，而是与底层公众权力互相关注的侵权、债权、担当以及贸易案件。林肯充实操纵律师执业及巡回代办署理的机遇考查美国社会与政治，起头慢慢形当作自身对美国政治本家儿要议题包罗奴隶制问题的怪异观点。当然，同期的林肯还有着州议员或联邦议员的政治履历，但若是没有律师职业培养的聪明与雄辩，其政治生活生计之开拓朝上进步不成能十分顺遂。法令职业是林肯的立品之本，为其成立了与下层社会牢靠的彼此信赖关系，而其议员履历则属于这一信赖关系的扩展与加固。律师是社会的大夫，律师职业要求崇高高贵的职业身手和悲悯的道德情怀，仅有前者可以当作为一流的律师，但兼备后者却可以当作为一流的美国政治家。林肯是二者兼备的，他与律师同业分享的是职业身手，但超出的则是一种悲悯的美德。若非对奴隶制以及美国社会其他深切疾苦的切肤体验与悲悯，林肯怎能获得拔除奴隶制与重建美国社会的超强政治意志与心力？

律师职业是林肯政治前进的阶梯，而不是其自我羁绊的瓶颈。林肯素质上是政治家，他的宪法不雅分歧于一般律师或法官的宪法不雅。纵不雅美国史，伟大的总统似乎老是与最高法院的司法立场为敌，林肯如斯，罗斯福也如斯。对一八五七年的斯考特案，林肯狐疑重重。对美国内战中海说神聊方的“亲南边分子”，林肯毫不手软。美国内战使得一七八七宪法进入了“战时宪法”时刻，但最高法院对于这一时刻的出格宪法意义似乎毫不敏感，依然以日常政治的目光对待和守护着那个国度，那部宪法。林肯纷歧样，他以对总统宪法权柄的很是规理解而采纳了概况违宪的步履：第一，对海说神聊方粉碎分子中止人身庇护令；第二，创设军事法庭开展出格审讯；第三，在重建的宪法权限上与国会发生冲突。最高法院的立场是，这些行为是违宪的，缺乏宪法依据，未经国会授权，直接加害了谈吐自由、新闻自由、人身庇护权力及合法法令程序等美国宪法的焦点价值。这些行为若在日常平凡显然可以引起对总统的弹劾，但战争付与这些行为以正当性，公众容忍并撑持了这些行为。林肯在一八六四年末的二次被选确认了平易近意的许可。这些偏离一般司法立场的政治护宪行为超出了凡是的法理学理解，需要一种新的宪法哲学予以证当作。在一八六三年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林肯似乎提出了一种新奇的宪法哲学：战争中的牺牲而不是宪法文本上的权力，才是美国本家儿权与公平易近资格的真正标记。无论是美国的《自力宣言》，仍是《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若是没有美国爱国者或黑奴的现实参战与牺牲，就徒有“先天”之表而无公平易近之实。那些割裂联邦与宪法的粉碎分子因而不再享有公平易近资格，也就无法享有响应的宪法合法程序的庇护。这是立法者与政治家的宪法，而不是律师与法官的宪法。若林肯是这些粉碎分子的律师，他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必然会有别的一套说辞，这是他的职责；然而他此刻是总统，是共和国与宪法的守护者，是战争责任的最后承担者，他必需以优先守护联邦和确保战争胜利的目标来从头确立宪法立场。

在政治与法令之间，林肯的政治家心智日益当作熟。在其总统生活生计中，他几乎时刻游弋在政治与法令的边缘，而被宪法和人平易近呼唤着承担起庇护者的繁重责任。他不克不及再有日常政治时刻的职业落拓，也不克不及再放任法令的形式本家儿义与权力逻辑来粉碎其重建宪法秩序的很是事业。尽管美国粹界包罗本书作者有意无意地回避林肯的“良性违宪”所具有的“区分敌我”的政治宪法素质，即某种意义上的施米特视野，但从维护美国作为政治同一体的整体性存在及其类型的角度而言，他们在心智上或有相通。

原则与妥协之间

林肯是彻底的废奴本家儿义者吗？《林肯传》告诉我们：不是。若是，在美国那时的政治情况下，林肯绝无可能被选，因为不仅南部各州果断否决废奴，并且海说神聊部各州中亦存在对奴隶制的合理同情立场。更关头的是，一七八七年制宪以来，美国在奴隶制存在前提下已和生平活半个多宿世纪，奴隶制不仅无害于反而有利于美国的繁荣成长。若是激进废奴，美国势必陷入战争，这是对和平与自由的最大威胁。和平的惰性与依靠心理使得林肯与公众的政治沟通变得极为微妙：第一，在战争爆发前，“废奴=战争”的心理暗示将迫使选平易近果断丢弃废奴本家儿义者，林肯在共和党内胜选与此有关；第二，战争临近从头至尾声时，“废奴=和平”的心理暗示将帮忙林肯鞭策废奴批改案经由过程，不然若战争提前竣事或南边明白以打消废奴作为和平前提，则废奴事业势必无望。林肯必需在这些关头性的政治环节中做好原则与妥协的均衡，不然其政治前途与解放奴隶的功业都将毁于一旦。废奴本家儿义者是道德抱负本家儿义者，但通俗公众不是，林肯也未必是。战争后期的林肯对废奴的原则性对峙，已经不是与废奴本家儿义者一般性分享的道德立场，而是一种关于新美国政治重建的宪法立场。过度窥测政治家的道德念头是不适宜的，也是无意义的，主要的是从政治原则上理解其行为与后果，付与其得当的政治性理解。

我们无从探知林肯对于废奴的心里立场，只能从其作为政治家的修辞与行为中加以领会和阐发。《林肯传》给了我们颇多线索。其实，林肯的立场并不出格激进，根基遵循的是一八二○年《密苏里妥协》的方案，限制在西部领地上扩展奴隶制，对于南边既存的奴隶制存而非论。可是，一八五四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及一八五七年的斯考特案判决摆荡了密苏里妥协的政治与法令根本，激发了南海说神聊阵营的宪法匹敌和危机。为什么一八二○年的妥协在十九宿世纪五十年月难以继续获得遵守呢？南部蓄奴州对西部领地上的奴隶制扩展具有出格主要而迫切的好处吗？是的，美国的西进活动打破了一七八七宪法成立的南海说神聊宪制均衡和一八二○年妥协所成立的轨制平衡线。这是美国式“一国两制”的内部竞争，是自由劳动与奴隶劳动的竞争。美国的自由本钱与自由劳动轨制在竞争中获胜。越多的西部领地并入联邦系统，就有越多的自由州插手联邦当局，其成果是南部各州在联邦参众两院的政治平衡优势慢慢被打破，联邦政治起头朝着晦气于南部奴隶制的偏向成长，而同期鼓起的平易近间性的废奴本家儿义活动又使得南海说神聊之间的宪制默契与道德买卖日益处于晦气的公家舆论和常识攻讦情况之下。

所以，十九宿世纪五十年月道格拉斯鞭策的内布拉斯加法案和最高法院坦尼的保守性判决，乃是在此危机时刻睁开的重建一七八七宪法之内部宪制性均衡的尽力，只是并不当作功。卡尔霍恩作为南部州权派的理论代表，对一七八七宪法的整体诠释迥异于联邦党人，以二元本家儿权和废止理论享誉南部各州及美国政坛。《美国政治传统》的作者霍夫施塔特称其为“本家儿子阶层的马克思”，有双重嘲讽意味，但也光鲜描绘了其人在美国史中暧昧含混的地位。卡尔霍恩灵敏发觉到了一七八七年宪法庇护的只是十三个州前提下的南海说神聊均衡，一八二○年妥协也不克不及持久，因为美国的西进活动是一场南海说神聊各自介入的经济与轨制竞赛，而南边自然处于弱势。为了重建宪制均衡，他提出基于二元本家儿权和废止理论的平易近本家儿宪法不雅，要求以一致大都代替联邦宪法中的简单大都从而付与南边以绝对否决权，以双元首制设计来保障南边的出格好处，形当作联邦行政权的内部均衡。如斯，则美国将从汗青时候的一七八七从头倒退回一七八一，当作为一个和平但虚弱的新邦联。这是一种妥协方案，但这种和平的妥协将导致联邦的和平解体与美国梦的破灭。林肯对此果断予以抵制。《林肯传》告诉我们，林肯几回再三警告他的同僚，和平当然需要妥协，但不克不及损害战争所要维护的底子原则，不然妥协就是变节。也是以，美国内战持续了四年多，牺牲十分严重，为美国史所罕有，可是牺牲所指标的目的的是对美国宪法底子原则与美国底子好处的对峙。也是以，美国内战更显得是一场原则与教义之战，是两种轨制以及两个美国之间的决战，而不是少数好处集团的好处之战。内战也表白，一七八七年制宪中的妥协造当作了原则性缺陷，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未完当作的对话”转移到了内战的疆场之上。无论是费城自力厅的伟大辩说，仍是内战疆场上的血腥搏斗，这些都是美国人的内斗与内战，是美国人汗青的缔造时刻。

林肯教育我们，妥协当然是一种政治美德，当作就了一七八七宪法，但原则更是一种前提性美德，因为无原则的妥协将导致整个平易近族与宪法的最终悲剧，导致汗青前进与牺牲的虚空化和无意义。一七八七年的妥协是有原则的，其原则就在于联邦党人对峙的、有节制的联邦国度本家儿义，但其妥协又是需要与合理的，不然新美国无法获得宪法根本，国将不国。十九宿世纪六十年月的不当协更是有原则的，那就是联邦同一性、自力宣言的平等抱负与拔除奴隶制的政治合法性，在此原则之下才有具体的妥协，好比设心猿意马南边和谈与重建的具体宪制前提与程序。在重建方案上，林肯一改其战争时代的强硬原则立场，似乎从头回到了一七八七年的妥协美德之中，有用按捺了共和党内部的激进重建路线，为后续重建过程的顺遂开展奠基了政治根本。他的继任者继续了“暖和重建”的路线而惨遭弹劾，不知若林肯继续当政又会若何。林肯并不赞赏那种“宜将剩勇追穷寇”式的政治功利本家儿义，而是将这种内战理解为可追溯至一七七六、一七八七那样的伟大宪法时刻的一场超越时空的、深条理的宪法对话，战争之后的南海说神聊人平易近仍是一个平易近族，仍是一部宪法，仍是新美国的政治同胞。阿克曼对林肯革命的“对话”性质的理解很是到位，付与其高级立法的宪法政治意义。林肯的良性违宪不是野心家的僭本家儿式感动，而是内涵于美国宪法秩序的拯救与重建。原则是底线，妥协是艺术，林肯在二者相连系的意义上典型性担当和扩展了开国之父们的整体性政治美德，可谓及格的开国之子，接力开国的榜样。

林肯神话之后

作为立法者的林肯一八六四年被人平易近再次选举为总统，此举以人平易近名义确认和巩固了其先前的战争相关行为的正当性，但却在某种政治神话的意义上为林肯带来了意外。林肯的政治朴素使得其缺乏一种为公众持久纪念和跪拜的神话性事务，而其立法者所具有的超凡政治魅力与威权又可能当作为平易近本家儿政体的新威胁。尽管林肯极为节制，但其胜利的同僚们却躁动不安。林肯的立法者神话需要一个真正的飞腾，一个汗青性的象征，也需要一种肃静的退场典礼，一个合适西方精力史习惯的终结性事务，这个时刻不是在林肯初度被选时，也不是在签订《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时，更不是在战争胜利时，而是在小我遇难时。一八六五年四月，林肯在华盛顿的剧场包厢内被刺身亡，凶手是同情南边的演员，而其战争部长斯坦顿在现场画龙点睛天机：“此刻，他已属于千秋万代。”千秋万代者，形同西式封神，与苏格拉底、耶稣同类，悲壮而圆满，亦求仁得仁。

当然，林肯神话该当有其哲学和汗青的限度。美国宪法心智的当作熟也正在于付与林肯以恰到好处的汗青地位。所有的平易近族性神话都是一种“辉格史不雅”，都指标的目的的是一种集体认赞成义上的想象配合体与准确的汗青，是一种整体性的飞腾欲望。但更经常的汗青则是平淡而绵长的，是法官、律师和商人所守护的、邃密而微不雅的宪法秩序。当然，林肯为这种日常守护供给了轨制前提。准确理解和限制林肯神话，我们需要把握好如下分寸：第一，林肯的宪法与宪法不雅属于立法者和政治家，是宪法时刻的宪法，而不是日常时刻的宪法，因而不是完整的宪法；第二，美国宪法的完整生命力在于宪法时刻的林肯型政治家与日常时刻的大法官政治家并行不悖，在危机挑战与立异中完当作损益演化，更趋稳健；第三，对美国宪法的进修，既需要标的目的马歇尔以来的大法官及其司法宪政本家儿义致敬，也需要标的目的林肯式的宪法政治家及其政治宪政本家儿义致敬；第四，宪制转型国度要优先进修从联邦党人到林肯再到罗斯福的宪制创制与政治性守护的政治宪法经验；第五，立法者身手的精髓在于政治与法令、原则与妥协之间的精妙均衡术，深读林肯有助于窥习此术；第六，制宪与行宪是一个持续的、政治家倡导和人平易近介入的宪制性对话与代际综合过程，唯此才是现代平易近族的政治当作熟之道。

林肯神话之后，美国人平易近需要进入重建，重回日常政治的平淡与绵长，艰难盘曲地消化林肯革命的不凡宪法遗产并在宪制形式需要时再度有序进场（罗斯福新政），如斯周而复始，在健全的宪法周期瓜代演进中不竭抛弃美国宪法的原则与精力，背靠传统，推陈出新，这是政治过程的通俗法，是林肯的出格遗产。比拟于美国宪法史的波澜壮阔，诸多宪制转型国度或者轻率地仿照美国宪法的机械性开国，或者履历宪法时刻的激情介入而改弦更张，动荡掉序，概况的“自由选择”袒护不了本色的“深图远虑”之审议理性与宪法政治的匮乏，最终仍然将自身政治命运交付“机缘”和“强力”，从而走上了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刻画的“美国宪法道路”的背面。比照《林肯传》，我们似乎可以更好地延长阅读阿克曼的“我们人平易近三部曲”，在美国宪法史的“整全本家儿义叙事”中为美国宪法与美国宪法学进行某种“常识复盘”的工作，研习其“政治合法程序”的平易近族性聪明，以深化国人进修甚至借鉴美国宪法的汗青视野与智识条理。《林肯传》对此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宪法史助推。

（《林肯传》，【美】詹姆斯·麦克弗森著，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书社二○一六年版）

作者：田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