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距离指数衡量的因素包括儿童或少数群体如何接受不平等或无力感。当权力距离指数应用于家庭或更广泛的文化行为时,得到的PDI数很低,这被视为一个社会中的儿童或少数群体承认,他们接受自己处境的不平等和相对无力。像美国和西欧国家这样提倡个人价值观的社会,其文化PDI水平比台湾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更高亚洲国家。这些文化平等观的趋势也延伸到了国家层面,丹麦是一个权力分享型社会,人民民主指数(PDI)很低,只有18,而美国是权力分层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人民民主指数(PDI)为40
较低的权力距离指数反映出,较低级别的员工认为他们有权在非正式情况下接近公司负责人。在公司层级结构中,权力距离较低指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较低级别的员工认为他们有权在非正式场合接近公司负责人,并期望得到平等对待,这在许多西方企业中很常见。泰国或巴基斯坦等专制或封建主义结构较重的国家往往都有企业,但高级职员在各方面都被认为是普通劳动者的禁区。在权力距离指数较高的国家,企业领导人也可能会发现,他或她不会受到日常政府官员(如警察)的质询,因为人们感觉到企业领导人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也会导致根深蒂固的公司腐败。在国家层面上,权力距离指数为35,这是德国2009年的s级评级,被认为是相当平均的,代表着一个贫富差距不大、人人平等的文化信仰很强的社会。如果指数显示权威人物之间的财富和权力水平差异很大,而且缺乏对普通男女需求的代表性,则墨西哥81分,印度77分电力距离指数值显著偏低的国家是以色列,评级为13,奥地利为11。墨西哥在中美洲邻国中的评级较高,平均电力距离指数为70,而霍夫斯泰德本人所在的荷兰截至2009年的PDI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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