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国君该叫“公”还是“王”?

起首要意识到的是,上古汉语里对君王的称呼原本就很复杂,一篇文章不成能把它完全讲解清晰。光是“君、王”二字就有一堆派生词用于指代诸侯或皇帝,并且有些是皇帝专用,如大君;有的专指诸侯,如邦君、国君。春秋战国更是周朝礼法陵夷、崩坏的时代,各诸侯国君的称号比之先前就更复杂多变了。

史乘里对诸侯国君的称号,可分为爵称和非爵称两种。爵称即称号国君的爵位,把“公、侯、伯、子、男”加在他们国名的后面,例如《春秋》记录鲁僖公二十一年的诸侯会盟:“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

《周礼》关于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及其封地的说法

尽管周王室已难以把握大权,但直到春秋晚期,诸侯的爵称仍根基维持不变。正如瞿同祖评论的:“宋永称宋公;齐、鲁、卫等永称为侯;郑、曹、秦等老是称伯,楚、吴等国老是称子;许永称为男。”

这五等爵制里,最让人猜疑的莫过于“公”。春秋有影响的诸侯只有宋为真正的公爵,但我们在史乘里可以见到太多的“公”,如齐桓公、晋文公;又如《左传》里会用“公”来称号鲁国国君,尽管鲁为侯爵。此外,若是查了诸侯国的汗青,更会发现他们在最初分封时往往是“公”,如鲁国鼻祖伯禽是鲁公,齐国鼻祖可能称“文祖齐公”,晋国鼻祖燮父也可能称过晋公。

要诠释这个问题,需要先申明“公”这种爵位。“公”是周代地位最高的爵位,“皇帝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也是最特别的,其称号并不宿世袭,公的儿女可能只是候、伯,侯、伯的儿女也可能酿成公。在世称“公”者几乎都是地位很高的内服王臣,西周早期诸侯称“公”的现象之所以多见,恰是因为此时良多诸侯国君仍在王朝中心兼职。到周王朝后期,这种环境便不再多见,春秋期间入周王室任在朝“卿士”而称为“公”的诸侯,似乎只有郑国的武公、庄公。

郑庄公在繻葛之战击败了周桓王率领的联军,确立了郑国的“小霸”地位

因为它意味着高尚的荣耀与地位,周皇帝也会命某位立下大功的诸侯为公。最有名的案例是卫国国君,一起头他们只能称“伯”,直到贞伯之子“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让他进级酿成顷侯;顷侯的孙子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于是再次得以进级,可惜此次进级无法遗传,在《春秋》里对厥后人称呼仍然是“卫侯”。

春秋诸侯中,宋国是一个主要的破例,其国君是殷商王者之后,因而历任都可称公,看上去的结果等于宿世袭公爵头衔。

至于其他称“公”的诸侯,用的就不是爵称了。有的“公”是诸侯国内对他的尊称,春秋经传中鲁国十二君都可称为“公”即是此类,风趣的是,这种“公”有时会与别国国君的爵称混用,像“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夏,四月,壬戌,公及晋侯盟于长樗”。

我们更为熟悉的“公”则是谥号,晋文公重耳逝宿世时,《春秋》记述为“晋侯重耳卒”,下葬时,则说“葬晋文公”。值得申明的是,诸侯谥号并非一起头就可以称“公”,春秋早期建造的晋姜鼎上用的就仍是“文侯”(与晋文公并非统一人)。

春秋晚期,称呼上的礼法已严重崩坏,不满初级爵称的强国国君便起头自行进级。此中最为激进之辈,当属僭越称“王”的楚、吴、越三国。这一转变半斤八两嘲讽,因为楚、吴、越一向被华夏诸侯视为蛮夷,故只以初级的子爵来称号他们,哪怕他们受封之初未必只获得子爵称号,如吴国国君本为伯爵,春秋经传却一向称为吴子。

比及这些蛮荆之国真的不鸟诸夏的秩序了,华夏诸侯又只得在爵制上帮他们进级,来换取他们不做得过分。吴晋黄池之会,晋国青鸟使答复吴王夫差,让吴国把自称的“王”改当作了“公”,还说这样能叫诸侯没来由拒绝。其实他固然是维护周皇帝并世无双的地位,但不颠末皇帝,私行封“公”,同样超越了周朝礼法。

行至战国期间,华夏诸侯也学起了蛮夷的行径,自行称王便酿成了常态。如秦孝公之子是秦惠文王,田齐桓公之子称齐威王,赵武灵王的前任国君是赵肃侯……不但诸侯本身和他们国内的官员会用“王”的称呼,像孟子这样游走诸国的儒家思惟家也风雅地称号起“王”来。

而那些著作时候比战国还晚的史乘,称呼的紊乱问题就更遍及了。司马迁的《史记》,甚至放置孔子说了一句:“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完全没有在乎“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的问题。

文|赵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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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 2020-05-19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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