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生一个女孩——东海说神聊农村家庭生育选择的变迁
持久以来,中国度庭的生育文化偏很多多少生孩子、生男孩。在没有现代避孕手段的时代,部门经济贫苦的家庭不得不选择遗弃女婴,甚至溺婴,以确保有限的家庭资本由儿子享有。20宿世纪70年月起头的打算生育政策限制了每户家庭生育孩子的数目,尤其是1980年实施了一孩政策以来,良多中国度庭只有一个女孩,而没有男孩。因为农村养老社会福利机制的缺乏,农村老年糊口依然需要后代的经济帮助和日常糊口的顾问。在父系亲属轨制下,儿子承担了赡养白叟的本家儿要责任,养儿防老对于农村家庭尤为主要。此外,在传统父系社会,儿子还饰演着传宗接代的主要脚色。是以,一孩生育政策出台时,良多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村家庭(称为“独女户”)为了生一个男孩,呈现超生现象。80年月中期,打算生育政策在全国大都省份进行调整,许可农村独女户家庭生育二孩,使这些家庭有了生男孩的机遇。
然而,笔者在东海说神聊农村从事的郊野调查发现,自90年月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独女户家庭自愿抛却二孩指标,选择只生育一个女孩。此种生育文化的改变在中国其他农村地域也有呈现:早在20宿世纪80年月中国当局在西部和中部四县奉行二孩政策试点时,生齿学家就发现良多家庭抛却生育两个孩子的机遇,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1] 生齿学家在江苏进行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也发现低生育文化在本地已经形当作;[2] 人类学家张虹和阎云翔别离在湖海说神聊和黑龙江农村进行的郊野调查发现,部门村平易近不仅只生育一个孩子,并且只生育一个女孩。[3]
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家庭从曩昔为了生男孩而超生,到此刻自愿选择生育一个女孩?本文基于笔者在2002年到2012年时代在李家村共17个月的郊野调查所收集的数据,从东海说神聊农村年青佳耦的糊口不雅念、育儿实践、长辈赡养、授室当作本以及传宗接代不雅念几方面的变迁来阐述独女户家庭生育不雅念改变背后的原因。
只生一个女孩
要理解李家村生育文化的改变,有需要先领会李家村的经济和糊口状况。李家村位于辽宁省,是个以莳植玉米为本家儿的多姓村,2007年村常住生齿为800人。除了农业收入外,李家村村平易近还经由过程在村外打工来增添收入。与有些地域农人进城打工分歧的是,李家村四周有几家工场——好比砖厂和食物加工场——为村平易近供给了便当的就业机遇;李家村四周的县城也吸引了良多村平易近在工场和办事行业打工。村里几乎每户家庭至少有一位当作员在村外打工,非农收入已经当作为家庭收入不成或缺的一部门。
与中国良多农村不异,李家村保留着父系亲属轨制“从夫居”的婚居传统。婚后女方搬到男方家,同男方怙恃住在一路。然而,这一传统也正在履历着变化。大都年青佳耦会在婚后几年选择和怙恃分隔过,零丁办理本身小家庭的收入和日常支出。他们有的和怙恃同住一所房子,有前提的则和怙恃分隔住。
1980年全国起头奉行一孩政策。2007年,笔者在李家村调研时代,村里和村四周的围墙上还有奉行打算生育政策的宣传口号。打算生育工作由村长、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配偶女本家儿任负责。据那时的配偶女本家儿任回忆,一孩政策刚实施时,没有儿子的村平易近强烈抗议政策的奉行,有个体家庭有超生现象。1986年,大都省份农村独女户家庭被许可生育二孩,政策刚出台,受到李家村独女户家庭的积极响应。据那时的村配偶女本家儿任回忆,那一年的二孩指标很是抢手。此后几年,陆续有合适政策的独女户家庭申请二孩指标,生育了第二个孩子。然而,自90年月起头,呈现独女户家庭自愿抛却二孩指标、选择只生育一个女儿的现象。笔者在李家村调查时代,这平生育选择已经被年青一代佳耦所接管,他们在颠末几年的考虑后,领取了独生后代证。[4] 2010年,165对育龄李家村佳耦至少有一个孩子,包罗50户独女户,这此中有34对(68%)佳耦领取了独生后代证。李家村独女户家庭的生育选择并不是特别的个案,在李家村地点的乡,2009年共有951户独女户,此中541户(56.9%)领取了独生后代证。对于独女户家庭的这一选择,良多村平易近用“想开了”和“思惟打通了”来表达他们的理解和认同。村配偶女本家儿任告诉我,比起以前打算生育工作需要峻厉监视育龄配偶女,以防止超生、抢生,她此刻的工作很是轻松。她用“给钱都不生了”来描述独女户家庭对只生一个女儿这一选择的对峙。
在世为了享受
导致年青一代佳耦从多子家庭到只要一个孩子的生育不雅念的改变的一个本家儿要原因是年青佳耦的糊口不雅念发生了很大转变,他们越来越垂青物质消费和享受糊口,用良多年青人的话说,就是“在世为了享受”。
李家村这些选择只生育一个女儿的佳耦多出生于60年月中到80年月中,他们当作长的过程履历了农业从合作化到地盘承包轨制、市场经济的几番变化。合作化时代,农人收入菲薄单薄,日常糊口消费品数目有限,用村平易近的话来说“那时每家都很穷”。80年月初,跟着地盘承包轨制的推广和市场经济的成长,村平易近经由过程务农和从事非农工作增添了收入。同时,消费品种类日益繁多,迎来了消费时代的到来。受消费本家儿义不雅念影响,攀比风在李家村年青人中悄然鼓起,跟得上消费时尚当作为年青人身份和地位的主要标记。好比笔者在李家村调查时代,电动自行车代替了传统非电动自行车,当作为村平易近们崇尚的消费品。选择采办非电动自行车的村平易近会被认为“太土”,跟不上时尚。为了追赶消费时尚,不被村平易近冷笑,年青一代的消费者在村外打工,以增添家庭收入和消費品的采办力。笔者在李家村调查时代,所有的年青男性都从事非农工作,已婚女性生了孩子今后的几年会留在家里照看孩子,当孩子起头上幼儿园,或者若是公婆可以照看孩子,良多女性也选择在村外打工。除了对物质消费的追求,年青佳耦们也垂青享受糊口闲暇。不在村外打工的年青女性,有的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或者比及孩子去上学后,堆积在一路打麻将。在村外打工的年青人,有的下了班,吃过晚饭后,也插手到打麻将的人群中。
追求物质糊口消费和享受糊口闲暇的糊口不雅念对李家村年青佳耦们的生育不雅发生了主要影响。起首,跟着日常消费支出的增加,扶养孩子的费用也在提高,生育二孩意味着家庭糊口消费程度必然会受到影响。此外,年青一代村平易近认为,扶养孩子需要怙恃投入大量时候和精神,会占用他们用来从事非农工作的时候,影响家庭收入和享受糊口闲暇。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研究第二次宿世界大战后美国度庭经济程度和生育选择发现,美国佳耦们在决议生育孩子的数目的时辰,会考虑家庭收入的增加潜力和他们抱负的糊口程度。 [5] 李家村的独女户怙恃在决议是否生二孩时,面对着同样的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李家村的年青女性是享受糊口这一不雅念的忠厚信仰者。与男性分歧,女性婚后须承担家务和顾问孩子的本家儿要责任。她们中的良多人倾标的目的于只生一个孩子,把更多的时候和精神投入到非农工作,增添家庭收入,以实现她们新的糊口抱负。在传统父权和夫权轨制下,生儿子是年青女性在夫家确登时位的主要路子。但今天算轻一代的女性经由过程介入非农工尴尬刁难家庭经济作出了不成轻忽的进献,并且农村婚姻市场上男女生齿比例掉衡,年青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更为稀缺,这两点使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获得显著晋升,因而不再需要经由过程生男孩来确定本身在夫家的地位。是以当她们在生育选择上有更大的决议计划权时,良多女性在只生一个女孩这一选择中起了本家儿导感化。
育儿当作本的增加
在消费本家儿义的影响下,扶养孩子的日常糊口当作本持续增加。此外,新一代的怙恃们对孩子受教育的机遇遍及更为正视,但教育费用又不竭增加。这两个身分都使得年青怙恃们甘愿把有限的家庭资本投入到一个孩子身上。
日常消费支出的增加表现在饭食、零食以及衣服和玩具的花销上。以午饭和零食为例,比起怙恃筹办的饭菜,学龄的孩子们更喜好采办品种多样的盒饭作为午饭。为此,怙恃们要额外支付孩子的午饭费用。此外,饮料、雪糕等零食当作了孩子们糊口的必需品。孩子们下学后,会从校外卖零食的小商贩,或者村里的杂货铺采办零食。这些新的花销为年青一代怙恃增添了育儿当作本。在消费本家儿义影响下,年青怙恃们互相攀比,为本身的孩子供给最好的糊口消费品,以证实他们饰演好了怙恃的脚色。此外,良多孩子已经养当作了本身的消费爱好,经常在采办食物和衣服等日常消费品时起到主要的决议计划感化。这些日益增加的育儿当作本往往让年青怙恃们感觉吃不用。
育儿当作本的另一主要部门是教育支出。李家村怙恃对后代教育很是垂青,他们但愿孩子可以在城里找到不变工作,解脱在农田辛劳劳作的命运。而对于大都农村家庭的孩子来说,实现这一抱负的独一路子是考上大学。90年月末的大学扩招使更多的学生有了上大学的机遇,然而陪伴扩招而来的高额膏火,也给农村塾生的怙恃们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承担。
李家村年青怙恃们对孩子教育的投入从孩子上幼儿园起头,他们倾标的目的于多花一点钱,把孩子送到县城里的幼儿园,因为他们认为县城的幼儿园比村里的幼儿园师资好、举措措施完美。小学和初中阶段,良多怙恃把孩子送到补习班,期望孩子在升学测验中更有竞争力。孩子考上高中后,怙恃在教育上的支出会大幅增添,因为县里的两所高中距离李家村有一段距离,村里的高中生们需要在黉舍住宿。有的家长为了撑持孩子更好地筹办高考,不吝花钱姑且在黉舍四周租房陪读。若是孩子顺遂考上大学,大学的费用更是一笔很大的花销。为了支付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夫妻二人除了农业收入外,都必需从事非农工作,以提高家庭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大都李家村怙恃对后代日常消费的支出和教育的投入并不存在性别歧视。老一代的重男轻女不雅念中把有限的家庭资本和受教育的机遇留给儿子的行为,经常受到年青一代怙恃的攻讦。有女儿的怙恃们会在女儿糊口、就医和教育方面倾尽全力。尤其是在对女儿教育的投入上,即使是那些既有儿子也有女儿的怙恃们也很少会仅撑持儿子接管高档教育而褫夺女儿上学的机遇。独女户的怙恃更是把有限的家庭资本全数倾泻在女儿身上,期盼着他们的女儿可以经由过程上大学改变命运。
养儿纷歧定防老
独女户家庭生育不雅念改变的另一主要原因是男孩偏好的削弱,此中养儿防老不雅念的淡化是主要身分之一。持久以来,儿子在家庭养老中起到了不成替代感化,这是因为农村缺乏城市里的养老社会福利机制,农人年迈遏制务农后需要依靠后代经济上的帮忙来支付用于维持日常糊口和医疗的费用,而传统父系亲属轨制下,女儿婚后从夫居,要协助丈夫承担顾问公婆的责任,而儿子婚后继续住在家里,和儿媳一路赡养怙恃。可是在李家村,这种依靠儿子养老的不雅念已经起头改变。越来越多的白叟倾标的目的于不与儿子儿媳同住,而且在经济上争夺自力。李家村村平易近凡是60多岁甚至70多岁才遏制务农,并且因为农业机械化的成长,部门曾经依靠人畜力的农活可以由机械取代,依然依靠人工的农活也可以雇佣村平易近帮手。有的老年人把地盘承包出去,2006年佳耦二人承包出地盘的年房钱收入平均为1110元,这笔钱可以支付日常所需的米、面和食用油的费用。[6]这样,李家村的老年人就可以继续连结农业收入。
李家村老年人不仅经济上争夺不依靠后代,在日常糊口顾问上也极力延迟对后代顾问的依靠。当老年人身体健康日就衰败,糊口上需要顾问时,凡是由老伴来顾问。当佳耦二人都需要顾问的时辰,他们凡是和儿子同住,由儿子儿媳顾问,村平易近把这种养老放置称为“归给儿子”。他们的地步由儿子一家耕种,儿子负责怙恃经济和糊口上的供给,怙恃归天后,房产由儿子担当。
李家村正在履历着代际互惠传统的改变和孝道的式微。[7]上面提到的养老放置看似简单,可在实际糊口中,怙恃与后代在养老放置上的沟凡是常令老年怙恃们掉望和沮丧。尤其在多后代家庭,后代们很难對怙恃养老责任的分管达到定见同一。有的后代认为怙恃没有对所有的孩子一碗水端平,对有的后代偏疼,是以拒绝履行赡养义务。有的与儿子儿媳同住的白叟表达了对儿子儿媳顾问的不满,他们尤其对儿子儿媳对本身的不尊敬感应悲伤,有的白叟甚至说后代“不打不骂就是孝”。
比拟较儿子儿媳赡养白叟的不如人意,老年人对女儿在日常糊口和感情上的关心尤感贴心。有的白叟用“女儿是爹妈的贴心小棉袄”这句鄙谚来表达与女儿成立的亲密感情联系。良多已出嫁的女儿经常回李家村探望怙恃,帮怙恃做家务,和怙恃聊天,有经济能力的女儿还会帮助怙恃。女儿对怙恃养老的脚色改变很大水平上是因为年青女性婚后家庭地位的提高,她们婚后从事非农工作,其收入当作为家庭经济中不成或缺的一部门,使她们在为本身怙恃尽孝这件事上更有决议计划权。儿子和女儿在家庭养老中脚色的转变对年青佳耦的生育选择发生了很大影响。良多独女户佳耦说:“儿子不孝,有儿子也没用”。同时,这些怙恃把有限的家庭资本投入到女儿身上,撑持女儿的教育,和女儿成立亲密的关系,并但愿在他们有养老需求的时辰,能借女儿一臂之力。
给儿子娶媳配偶的经济当作本
男孩偏好不雅念减弱的另一个本家儿要原因是儿子婚姻当作本的急剧增加。对李家村村平易近来说,成婚生子是不成或缺的人生履历。李家村村平易近认为20岁出头是男性成婚的最佳春秋,女性还要提前几岁。过了婚龄的未婚汉子会被村平易近们称为“光棍”,在村里地位低下。
农村在婚嫁典礼上有男方付彩礼、女方付嫁奁的传统。然而这两者的当作本倒是天地之别。在李家村,怙恃给女儿的嫁奁叫做“陪送”,可所以现金或家电,陪送的具体代价由怙恃按照家庭经济状况决议。2004年到2006年时代,有女儿成婚的怙恃告诉我,他们给女儿的陪送代价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
比起陪送,男方家庭需要付给女方的彩礼则珍贵得多。李家村的男方家庭在婚礼中的经济承担本家儿如果现金(本地称“干折”)和婚房,此中现金从70、80年月的300多元,到90年月涨到4000多元,到了21宿世纪初则变为2.2万多元。婚房可所以新建的或者从头翻修的,它也当作为男方怙恃们的另一个经济承担。除了现金和婚房,男方怙恃还要為女方采办三件黄饰物品,称作“三金”,为新婚佳耦采办一辆摩托车和几件家用电器,还要支付婚礼和订亲宴席的费用。笔者在李家村调研的2006年、2007年这两年,男方怙恃为婚礼支出的全数费用需要10万元摆布。对于大都李家村家庭来说,这笔巨额数量需要大要十年辛勤工作才支付得起。但因为在农村婚姻市场上适龄男性多于女性,年青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占有了本家儿动权。若是女方对男方筹办的彩礼不对劲就会拒绝订亲,男方怙恃只能知足女方的要求——因为若是订亲掉败,儿子的下一个女伴侣很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是以,为了给儿子娶媳配偶,李家村的怙恃们都要背上债务。
为了缓解彩礼的经济压力,为儿子婚礼的筹办在孩子十几岁时就要起头。起首是筹办好婚房,房子过于破旧的家庭会盖好新房,预留出儿子未来成婚后栖身的房间。房间只做简单的装修,婚礼之前再按照那时的气概完当作装修。房子筹办好后,怙恃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把为盖房子而背的债务还清,并极力积攒一些积储,为儿子的婚礼做筹办。这些巨额花销使儿子的脚色从本来养老的保障酿成怙恃的经济承担,从而鞭策了独女户家庭只生一个女孩的选择。这些年青人恰是婚礼费用急剧增加的亲历者,他们认为婚礼的花销还会持续增加。有的年青村平易近告诉我说,因为为儿子娶媳配偶的经济承担,以前村平易近们都“盼儿子”,而此刻大师都“怕儿子”。
走出祖先的暗影
在传统的父系亲属轨制下,儿子饰演着传宗接代的脚色,只有男性担当人可以介入祖先祭奠,确保逝去的家人在阴间有足够的供奉。有儿子是一个家庭身份的象征,没有儿子的家庭会被人瞧不起,被称为“绝后”或者“断子绝孙”。人类学家许烺光把传统家庭的这种祖先崇敬和传宗接代的崇奉称做糊口在“祖先的暗影”下。 [8]
老一代村平易近回忆,李家村曾经传播一句鄙谚“炕上得有拉屎的,坟上得有烧纸的”,活泼地表达了有儿子作为担当人,上坟烧纸来祭奠祖先的主要性。此外,供奉祖先牌位是传统社会祖先崇敬勾当的另一主要构成部门。在李家村,祖先牌位被写在一张纸上,挂在屋内夺目的位置,并鄙人面摆上简单的祭奠用品。老一代村平易近说,60年月以前,每家城市供奉祖先牌位。是以,没有儿子的家庭想方设法经由过程过继亲戚家的一个男孩,来确保祖先牌位得以延续,祭祖勾当有人完当作。
这种根植于父系亲属轨制的祖先崇敬崇奉在今天的村平易近中已经有了很大改变。良多人对祖先崇敬的崇奉发生思疑,不相信人身后有来生。祖先崇敬崇奉的摆荡并没有影响李家村上坟烧纸习俗的延续,但村平易近上坟烧纸背后的动因却有了很大的改变。良多村平易近说,上坟烧纸是为了做给其他村平易近们看,因为不上坟会被别人斥为不孝,所以他们索性“随大流”。而至于供奉祖先牌位这一传统,年青一代的村平易近除了一位40出头的村平易近外,已经没人延续了。
除了祖先崇敬崇奉的削弱,有儿子也已不再是身份的象征。在当下的李家村,家庭的经济实力当作为最主要的身份象征。起首,经济前提好的人家对消费品的采办力强,跟得上消费时尚。其次,这样的人家更有能力撑持孩子教育,帮忙孩子经由过程上大学解脱农人的身份,也更有能力支付儿子婚礼的费用。并且,有钱的人家更轻易扩大社交圈,因为大师都愿意交友经济前提好的人家,以备有需要时可以标的目的他们借钱。笔者在李家村调研时代,“绝后”和“断子绝孙”这些曾经用来嘲讽没有儿子的人家的字眼已经很少有人说了。相反,对于经济前提欠好的人家选择生育二孩,村平易近反而会冷笑他们没有能力为孩子供给杰出的当作长情况,认为他们是不明智、不负责任的怙恃。
结语
本文所呈现的新一代农村家庭生育选择的变迁,意味着持久以来对农村家庭“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和“重男轻女”的刻板印象需要被从头熟悉。良多年青农村佳耦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甚至只生一个女儿,并全力撑持女儿的当作长。
2015年底,执行了35年的一孩政策宣告竣事,取而代之以周全二孩政策。然而,李家村独女户家庭的生育选择告诉我们,当今天的年青一代佳耦更愿意享受糊口、不肯为育儿所累,当育儿当作本增添,当赡养怙恃的不雅念发生改变,当女性在婚姻中地位提高、在生育选择上更有决议计划权时,只要一个孩子还会是良多中国度庭的生育选择。
(作者单元:美国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系)
注释:
*为了庇护受访者隐私,本文中的李家村为假名。本文基于的郊野调查获得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的帮助。调查成果的具体解读,请拜见Lihong Shi, Choosing Daughters: Family Change in Rur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 顾宝昌、王丰编:《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域的调研陈述》,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09年版; 吕宿世辰等:《农村二孩生育试点三十年:以全国持续铺开农村二孩生育试点的翼城县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16年版.
[2] 郑真真、张春延等:《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江苏的实际》,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17年版。
[3] Zhang Hong, “From Resisting to ‘Embracing?’ The One-Child Rule: Understanding New Fertility Trends in a Central China Village”, China Quarterly, Vol. 192 (2017); Yan Yunxiang,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4] 2006年,領取独生后代证的佳耦每月可获得10元的奖励金。若是有的佳耦领取独生后代证后,改变了本家儿意,选择再生育,可以把领取到的奖励金退回,申请二孩指标。然而,大都领取独生后代证的独女户家庭是颠末几年的稳重考虑后申请独生后代证的,很少有人选择再生育。
[5] Richard Easterlin,“Relative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American Fertility Swings”,in Family Economic Behavior, edited by Eleanor B. Sheldon, Lippincott,1973.
[6] 对李家村的老年人来说,医药费用是最大的经济承担。尽管农村合作医疗轨制可以缓解医疗费用的承担,可是村平易近收入原本就不高,大都家庭难以支付重大疾病的医疗费用。是以,当老年人患有诸如癌症等重大疾病,本人难以支付治疗费用时,大都家庭选择抛却治疗。
[7] 关于代际互惠传统的改变和孝道的式微,拜见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允逻辑及其变迁:对河海说神聊农村养老事务的阐发》,载《中国粹术》2001年第4期;Yan Yunxiang,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99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8] Francis L. K. Hsu,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8.
作者: 施丽虹
来历:《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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