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要食用蝙蝠?

蝙蝠是动物界的奇葩。

它小小的身躯的确是一个大型病毒库,包罗狂犬病病毒在内的一百多种病毒集于一身,俨然活体生化兵器。在高度密集的群居状况和长距离飞翔过程中,蝙蝠们互通有无,实现了病毒的集散。而出于其特别的免疫系统和DNA修复能力,蝙蝠本身却百毒不侵。

这么一个会飞的病毒库,也给病毒的变异供给了温床。蝙蝠在飞翔过程中,代谢率极大提高,体温升至38℃~41℃,有的病毒被杀死,有的病毒则经受住了考验。是以,能在蝙蝠身上存活的病毒可以说都是病毒中的佼佼者,当它们转移到人类身上时,发烧——这一人类匹敌病原体入侵的庇护性机制也便何如不了它们了。

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马尔堡病毒、欧洲蝙蝠丽沙病毒、梅那哥病毒、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SARS冠状病毒甚至比来残虐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这些令人胆寒、造当作人类严重损掉的病毒都要追溯到蝙蝠。大大都环境下,人类传染这些病毒是经由过程果子狸、家猪、马、单峰骆驼等中心宿本家儿,而非直接来自蝙蝠。此次新型肺炎,大略也是在近似的环境下发生的,某种「野味」饰演了中心宿本家儿的脚色。

· 这些「野味」的某一种或多种可能饰演了病毒中心宿本家儿的脚色

不外近乎无解的埃博拉病毒,则与非洲某些地域的人直接接触、食用蝙蝠紧密亲密相关。在很多人看来,吃蝙蝠是半斤八两重口的事,很主要的原因在于蝙蝠长相狰狞。若是领会到蝙蝠五毒俱全,想必大师会加倍难以下咽。

但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实际,那即是食用蝙蝠在中国是有着悠长传统的。

吃蝙蝠摄生,吃蝙蝠治病

摄生与药用,这是古书对食用蝙蝠效用的根基熟悉。

前人认为,食用传说中的白色蝙蝠可以延年益寿,甚至当作仙。

按照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五百岁的蝙蝠是白色的,因为头重脚轻而喜好倒挂,吃了可以升仙,故亦有「仙鼠」之名。

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千岁的蝙蝠是白色的,风干之后研磨当作末,吃了可以延年益寿。

东晋郭璞的《玄中记》也有近似的记录,认为百岁的蝙蝠是红色的,千岁的蝙蝠是白色的。

《承平御览》引《水经》,说交州丹水亭下有个极深的洞窟,里头的蝙蝠吃了可以超凡当作仙。

诸如斯类的记述史不停书。在前人的不雅念中,白色的动物是吉祥。白蝙蝠是高冷的仙物,「八仙」中的张果老,传说即是白蝙蝠转变而当作。是以,食用白蝙蝠有其奇效。

蝙蝠天然不克不及真的活到五百岁甚至一千岁,但白色的蝙蝠简直存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白蝙蝠(白外叶蝠)即是白色的,堪称蝙蝠中的颜值担任。

· 洪都拉斯白蝙蝠

吃通俗蝙蝠,则是因为在中药系统中,蝙蝠及其粪便可以治病。

如吃蝙蝠可以治疟疾。《承平御览》引范注《治疟方》:「蝙蝠七枚,合捣五百下。发日鸡鸣服一丸,乩晷一丸。遇发,乃与粥清一升耳。」

如吃蝙蝠可以治耳聋。现藏法国的敦煌写卷《五藏论》称:「天鼠煎膏巧疗耳聋。」「天鼠」即蝙蝠。

再如吃蝙蝠可以治眼疾。可能当作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和魏晋期间的《吴普本草》都说蝙蝠风干之后可以治眼盲,尤其是可以加强夜视能力。蝙蝠的粪便被称为「夜明砂」,它还有「天鼠屎」「石肝」「黑砂星」等雅号,据说吃了可以清肝明目,治疗夜盲症等眼疾以及疟疾。

· 夜明砂

此外,蝙蝠和蝙蝠粪便据说还有其他奇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禽部·伏翼》中记实了它们的各类药用价值和服用方式。

在个体地域,蝙蝠也被作为一种食材对待,以岭南较为典型。宋人苏轼被贬岭南时曾写下「土着土偶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闻子由瘦儋耳至可贵肉食》)的诗句,说的即是岭南人「烧蝙蝠」的饮食习惯。按照一份调查陈述,广州常住居平易近中大要有5.4%的人吃过蝙蝠(另一份陈述的数据为8.35%),并不遍及,但也申明吃蝙蝠的现象在岭南至今存在。

端赖名字取得好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蝙蝠固然偶然有差评,如曹植的《蝙蝠赋》对蝙蝠的描写就比力负面,但良多时辰,蝙蝠是不折不扣的吉利物。

鲁迅《谈蝙蝠》一文中说:「(蝙蝠在中国有好的名望)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泰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这么一副尊容而能写入绘图,其实就靠驰名字起得好。」

因为「蝠」谐音「福」,并且倒悬而睡,有「福倒(到)」的寄意。再加上蝙蝠在小型哺乳动物中属于寿命极长者,最长可达三四十余年,而划一身型的老鼠寿命仅有两三年,它仍是长命的象征。

尤其是明清期间,蝙蝠的形象频仍见于建筑装饰、绘画、陶瓷、雕塑、刺绣等处,恭王府(曾先后作为和珅、永璘的宅邸)更是用了9999只蝙蝠样式的装饰。蝙蝠的凡是搭配有:五只蝙蝠指「五福」,红色的蝙蝠指「洪福」,与鹿一道呈现指「福禄」,与木樨一道呈现指「富贵」,与寿星、寿桃一道呈现则寄寓「福寿」的期望。

· 五福捧寿

因为蝙蝠吃蚊虫,故引申出扫荡奸邪的意义,如蒲松龄写过一首《驱蚊歌》:「安得蝙蝠满生成,一除毒族安群平易近。」在捉鬼之神钟馗的画像中,常绘有蝙蝠引路。

· 钟馗与「红(洪)蝠(福)」

蝙蝠这种辉煌正面的形象却没有给本身带来好运,吃蝙蝠也是以被认为可以去病延年。

与中国相反,蝙蝠在西方的形象一向半斤八两负面。在摩西五经之一的《利未记》中,它就被点名列为「可憎,不成吃」,后来更被视为险恶、魔鬼的象征。西方文化里的恶龙、撒旦和蝙蝠在形象上同构,女巫和更晚近的吸血鬼也都与蝙蝠有慎密联系。

· 片子《德古拉元年》剧照

不外,也有人诠释道:西方人之所以几乎不吃蝙蝠,另一层主要原因在于欧洲的蝙蝠其实太小了。在那些蝙蝠体型较大的地域,如非洲(如几内亚、尼日利亚、刚果、坦桑尼亚等)、东南亚(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承平洋岛屿(如关岛、帕劳等),一些人也多有食用蝙蝠的现象,中国人其实并不孤独。

互相危险的人类与蝙蝠

非洲很多地域的人都喜好食用红烧或烤制的蝙蝠,令人胆寒的埃博拉病毒便与本地人直接接触蝙蝠有关。因为蝙蝠是能飞的哺乳动物,一些非洲人认为食用蝙蝠可以获得蝙蝠的力量。正如一些非洲人认为食用大猩猩可以获得大猩猩的力量——艾滋病很可能是在人类与大猩猩以及其他猿类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起头传布。

帕劳蝙蝠汤是宿世界著名的暗中摒挡(近似的烹调体例也见于印度尼西亚、关岛等地)。帕劳人认为蝙蝠能吸收草木之精髓,故食用它们也便对人有益,凡是的做法是取整只蝙蝠与椰奶、喷鼻料一路烹煮。

比来收集上风行的一些「重口慎入」的蝙蝠汤照片,其实来自帕劳蝙蝠汤,与中国无关。发布者称其为「武汉名菜」,并诬捏出「福寿汤」的雅号,其实并无依据。

泰国某些处所的人则将蝙蝠放在柴炭上慢慢烘烤,或是将它们切碎放入传统的泰式菜品中,认为可以加强男性的机能力(这也是一些国人热衷野味的一个主要来由)。之所以有这样的联想,生怕与蝙蝠极强的滋生能力有关。

但再强的滋生能力,也赶不上人类的捕杀。

关岛狐蝠是糊口于关岛的一种蝙蝠,已经灭尽。关岛的原居民查莫罗人标的目的来有食用关岛狐蝠的习惯,但真正令它们灭尽的,仍是美军的到来。跟着关岛当作为美军基地,热带雨林被粉碎,狐蝠的栖居地被挤压;关岛狐蝠也不再限于原居民的盘中餐,而当作为饭馆的特色好菜。1968年,宿世界上最后一只关岛狐蝠在饭馆中被门客享用。

关岛狐蝠被认为与一种痴呆症有关,因为关岛狐蝠食用苏铁种子,苏铁种子中的毒素经由过程狐蝠肉进入查莫罗人的身体,导致查莫罗人患神经退化疾病的概率是全球其他地域人群的100倍。在关岛狐蝠灭尽之后,患病的查莫罗人大为削减。关岛的当地蝙蝠近乎绝迹,但食蝠之风不停,只得从其他地域进口冷藏蝙蝠。

· 逝去的关岛狐蝠

捕杀狐蝠在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同样极为遍及,本地的狐蝠是以濒临灭尽。1998年马来西亚尼帕病毒的风行,恰是因为丛林被粉碎,一些狐蝠迁徙到一座养猪场四周的果园觅食,猪吃了狐蝠吃剩的芒果而传染病毒,继而引起了尼帕病毒在人类中的大爆发。为此,马来西亚扑杀了110万头猪。

· 2011年的美国片子《流行症》,就是以这一实际事务为原型,描述家猪食用了蝙蝠吃剩的喷鼻蕉,导致全球流行症的大风行

人类是历次疾疫的受害者,蝙蝠又何尝不是受害者?

蝙蝠固然外形不讨喜,且携带了很多恐怖的病毒,但大多昼伏夜出,避居洞窟,极为低调,与人类原本没有几多交集。它们本家儿要以虫豸和植物的果实为食,在丛林中授粉播种,对农业出产和丛林生态都至为关头,是生态链中的主要一环。

凡是环境下,蝙蝠可以说人畜无害,我们并没有需要将它们妖魔化。无论是蝙蝠仍是果子狸,抑或其他野活泼物,「祸首祸首」这样的臭名对它们来说并不公允,它们不该为一些大型的流行症背锅。近年来一些恐怖的人畜共患疾病,更本家儿要的原因是人类过度打搅野活泼物,甚至捕食野活泼物。

参考文献:

[1] 严延生:《蝙蝠作为我国人兽共患病病原储存宿本家儿的意义》,《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2019年第8期,第677—682页。

[2] Hu Ben; Zeng Lei-Ping, Yang Xing-Lou, et al., “Discovery of a Rich Gene Pool of Bat SARS-related Coronaviruses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SARS Coronavirus,” PLoS Pathog, vol.13, no.11 (2017), p.27.

[3] Zhou Peng, Yang Xing-Lou, Wang Xian-Guang, et al., “Discovery of a Novel Coronavirus Associated with the Recent Pneumonia Outbreak in Humans and Its Potential Bat Origin,” bioRxiv, doi:

[4] 张当作菊、吴毅:《广州市平易近对蝙蝠和鸟类的熟悉及食用状况阐发》,《四川动物》2007年第1期,第97—100页。

[5] 周全、蔡月玲、吴毅:《广州蝙蝠与“蝠”文化调查》,《广东农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23—124页。

[6] 陈文龙:《表面丑恶的夜步履物,竟也是传统吉利图案的象征》,“中国国度汗青”公家号,2018年10月31日。

文|陈平易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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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 2020-02-01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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