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当科学家们爬上一个又一个的山顶时，总发现佛学大师们早已在那里等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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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天将降陨石于斯人

诸如“释教不是宗教是哲学”，“当科学家们爬上一个又一个的山顶时，总发现梵学巨匠们早已在那边等着了”这样的论调，今朝听到得越来越多，仿佛很时髦很新颖。其实若是读史便会发现，这样的论调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呈现了，并且提的人，竟然都是那时最有影响力最深刻的一些思惟家。其论调的夸张水平和影响力，其实都不是此刻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其实应该跟从葛兆光等治思惟史大师的路子，细心考查一些这些说法的渊薮，看看这些说法曾经在中国掀起的波澜，并不要遗忘那段风云际会的思惟碰撞。

一切的起头还得从日本说起。19 宿世纪中后期明治时代的日本释教，正处于基督教、儒学、神道教和西方思潮的围剿中，处境艰难。明治元年（1868）三月公布的”祭政一致”书记，将释教革出国度神权之外，而改由神道教充任国教；半个月后又公布”神佛判然”令，颁布发表拔除对释教菩萨神灵的崇敬，将本来两部神社内的佛像移除。明治三年（1870）年蒲月，天皇将宫中的佛像佛具移出，放到了泉涌寺去。

在这种朝的形势下，日本释教天然不克不及坐以待毙，而是起头积极本家儿动步履起来，自振自救，以求得保存的空间。怎么做呢？正面硬抗西方科学和哲学显然是行不通的。并且宗教的最大仇敌仍是宗教自己，日本释教那时面对的最大敌手，仍是随西方思潮一同传进来的基督教。所以他们采用了曲线救教的路线，放下身材，积极进修和领会西洋科学和哲学常识，并转化到本身的系统中，最终当作为匹敌基督教的东西。

这一振兴思潮的本家儿要代表人物，即东本愿寺一系的井上圆了。他的闻名标语是”护国爱理”，但愿借释教弘扬国度至上本家儿义，借以从头夺回释教在国度政治上的话语权。他在批判基督教时，就将释教跟科学相连，以”日心说”、进化论之道德不雅批判基督教的宇宙论、天主造物论，证实东方的释教跟科学并不矛盾，而基督教却是反科学的。同时东本愿寺还标的目的海外派出了大量留学僧（这是货真价实的留学僧~）去进修西洋思惟，以弥补释教的理论。这些人回国后简直都当作了释教新思惟和新方式的开创者。

日本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净土真宗和尚小栗栖喷鼻顶标的目的东本愿寺提出到中国开教的申请，到上海建立了中国内地第一所日本寺庙的别院。一千多年来老是从”唐土“进修释教新经验的日本，凭借国力的加强，反过来标的目的中国输出释教。“释教乃哲学，又乃宗教。”这一时下很是风行的论断，就出自跟东本愿寺关系很深的梵学家村上专精之口。而村上氏关于释教是哲学的理论，于 20 宿世纪初又传到了中国，被发扬开来。1920 年蔡元培在厦门南普陀闽南梵学院的演讲中，就称”梵学即科学，释教即宗教”。那时的中国也处在内忧外患和西方思惟的冲击下。在一起头的直接抵制行不通的环境下，时人也走上了诡计用本土思惟将外来思惟内部消化失落的路子。儒家消化不了的，就拉释教来消化。尤其是儒家不太擅长的逻辑和名相思辨上，释教正好有因明学和唯识学可以用来套。宇宙星辰科以靠佛经的想象来描画，生物学不雅察可以从佛经里挖出想象和比方来诠释。

光绪十五年（1889）宋恕在七宝寺写了《印欧学证》，说佛之”无量日月”，”风轮持地轮”、”人身八万虫”，就是西洋人在千里镜和显微镜下看到的天体和细菌。文廷式读到《阿毗达摩集异门足论·三法品》中”电光喻心”一则，就欢快地认为”余谓心与电为类，此说可证”。谭嗣同就说：”佛能统孔、耶”，可以”极地球上所有群教群经诸子百家，虚如名理，实如格致……无不异量而兼容，殊条而共贯”。（是不是比时下很多多少谈吐都气派多了！）当孙宝瑄在 1898 年看完了《华严经》后，更欢喜地发现，本来佛经里什么都有，”所谓身手，无论天年、格致、化学、质学、光学、声学、医学、农学、工学、矿学及各种技术，包罗无遗。”他认为西学里所说的星团、星气、螺旋白云、河汉诸星，就是《华严经》里所说的”或作江河形，或作反转展转形”；而西学里说到的地球外有大气层，就是《华严经》中的”风轮持水轮，水轮持地轮。”；而释教说的地狱之中的极热，就是热度不下三千度的地心。

消化完科学，他们又起头用释教来消化西洋哲学。文廷式用佛陀来比附康德，用龙树来比附莱布尼茨，用马鸣来想象斯宾诺莎，更以释教经典来解读柏拉图的《会话篇》。梁启超以释教”真如”思虑康德的”真我”，以释教”无明”来理解康德的”现象之我”，在他看来，”康氏哲学大近梵学”。宿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惟家，竟然都不约而同地起头存眷释教，中国的梵学竟然在西潮的冲击下，有了一线回复的但愿。

这些在今天看来荒诞乖张好笑，牵强附会的比附，在那时救亡图存，西学东渐的时代布景下却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用释教来比附西学，再反哺出来，这使得从来没有接触过西学的国人可以或许在更熟悉的常识布景下，消化和理解西洋科学和哲学，固然可能是走了样的，但好歹也是促进了这些新思惟的传布。比及我们真正理解西洋科学和哲学时，这一”手杖”就不需要了，所谓”新人进了房，伐柯人扔过墙”。在这之后，释教掉去了操纵价值，又再次陷入了低潮。释教徒原本想趁此机遇自家崛起，当作为西洋科学和哲学的掌门人，却出人意表地让两者浑水摸鱼，反而掉了本身的地皮。

但释教好歹也仍是趁此风头，风光了 10 年。1920 年，31 岁的太虚，肩负起了回复释教的释教新活动的重任。他和同仁开办《浪潮音》月刊，对内鼎新森林轨制，倡导讲学，清算佛典，批改教律；对外积极宣传释教教义，加入政治活动。正好在这个时辰，西方哲学家起头报复物质本家儿义，倡导精力人生，起头赞赏起东方哲学来。1919 年，梁启超就告诉中国人：”我们人类不唯没有获得幸福，倒反带来很多灾难……欧洲人作了一场科学全能的大梦，到现在却叫起科学破产来。”由此释教便当作为国人拯救现代人心灵的一剂良药，”宿世界和平，将所以（释教）为根本，科学致用，将所以（释教）为绳尺，而吾国人亦将端视听而显良知，脱危途而归安宅矣。”

释教新活动是从”佛法”本位来融摄一切。一方面试图以”唯识”阐发秘诀包涵与取代科学逻辑系统重建人的经验路子，一方面试图以”心真如为本”设立一个超越物质本家儿义、道德本家儿义的最终价值系统，重建人的精力家园。他们认为释教能涵盖并超越科学，说”学各类科学断不碍学佛”，而梵学也”须得开采之方尔后济于大用，方之维何？科学是也”。不外他们也强调”佛法之紧密思惟于科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科学虽有各种不同，然归纳于一句言之，思惟紧密，有条不紊。然而佛法之紧密则驾乎其上也。”他们认为科学以常识和经验为根本，就如同建屋沙上。而释教以超越无我的来源根基来不雅照一切，就超越了常识当作为聪明。感觉若是能以唯识学从头阐释科学，可以”使科学之按照确凿者将益阐扬泛博”,”科学之按照错误者皆将摇动摧灭。”释教新活动很是注重唯识学的运用，感觉唯识学是释教的精髓，能使人”转识当作智，佛性回复复兴。”

但恰好是在”转识当作智”这四个字中，蕴含了释教新活动内涵理路上的底子缺掉，这种缺掉的严重性足以使释教新活动的回复但愿在一起头就注心猿意马要自我消解。崇奉给人以自傲心和安靖感，有一种无须论证的自明性和绝对性。而思惟则给人以思虑和步履的体例，必需经由过程方式、规范和轨制不竭地物化为可操作的形式，又必需经由过程操作的成果不竭论证自身的准确性和可行性。释教能转识当作智，却不克不及由智生识，介入实际宿世界；它能成立一个自我完美的理论系统，却不克不及从中开出一套对于实际宿世界的实践体例。一种宗教若是只强调”崇奉”倒也而已，若要以这种崇奉来解决人生一切实际问题，不免难免不切现实。唯识学步步推进却仍是朝着心里对宇宙人生的体悟，并无法供给解决实际宿世界问题的策略。把一切建筑在”自内而证”的心里上，清净澄明的理性属于自身，因而再也不含有狂热崇奉和竭诚崇拜，于是释教本身崩溃了本身的基石。

从”最终关切”到”社会实践”，始终有一条宗教难以跨越的鸿沟。所以毕竟是科学一向引领着社会的真正变化和前进。1930 年浙大传授邰爽秋拟心猿意马方案，当局内长提议实施的”提庙产兴学”似乎又把释教推到了朝的境地。太虚写下《告徒众书》悔恨”余十年来有打算有组织有规律之佛法救宿世活动乃为之底子摧破”。1931 年，太虚告退，慨叹”时不我与，其命也夫“。十年释教新活动了结。

所谓”太阳底下并无新事“，汗青无非在不竭轮回上演，几百年前的论调仍然旧瓶装新酒似的，不竭在我们面前呈现。昔时提出这些论调的人，另有代国人消化西学，救亡图存的鸿鹄之志。试问当下提出这些论调的人，又有什么样的大志壮志呢？他们读佛经么？通佛法么？懂科学么？会哲学么？

其实是不足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