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性的政治话题，化敌为友有可能吗？

化敌为友若何可能？

在所有极端性的政治话题中，仇敌大要是最为严厉也最为复杂的话题，因为仇敌的呈现几乎彰显了政治关系之张力的极限。读过左高山《仇敌论》，我所得所感甚多，此中思虑最多的是这样几个问题：起首，仇敌何故发生？其次，借使倘使真如施密特所言，敌友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根基甚或独一底子的政治关系，那么对于政治哲学来说，敌友之间事实若何摒挡？敌友之外又当若何理解？最后，作为一种具有底子意义的政治关系，仇敌与伴侣之间的政治严重是否永远无法消解？若能，又当若何消解？很显然，即使作为 “生成的政治动物 ”，人类也不肯意永远糊口在敌友关系的持续严重中而无以逃遁。

一、仇敌何故发生？

人类何时起头呈现 “仇敌 ”和“友人 ”的别离，并起头发生敌友之间的别离意识？这样的提问或许过分笼统以至于底子无法回覆。但提出这一问题之所以仍有意义，在于某种形式的汗青回溯几多可以提醒我们，作为生命同类，人类其实并纷歧心猿意马同志，关于我们自身生命赋性的认同也并不克不及确保我们的意识不异，行为一致。美国闻名人类学家路易斯 ·亨利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八七七）一书中，经由过程考查人类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早期社会演进，揭示了人类从氏族到胞族再到部落，继而从部落进至部落联盟（平易近族的雏形）的组织系统发育中政治不雅念的发生。他尤其存眷和阐发了人类家族轨制—即：血缘婚姻家族→伙伴婚姻家族→偶婚制家族→父权制家族→专偶制家族 —的汗青演变对人类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原初影响。因为生命连绵的血缘联系关系，亲缘关系大要是人类最初的 “社会关系 ”。在亲缘关系中，人类群体尚不成能呈现真正意义上的敌友关系，最差也只会发生心理和感情上的差别或者隔阂。人类考古学和史学的研究都充实表白，仇敌的最初呈现与家族及其分化关系不大，与氏族和平易近族（摩尔根意义上的 “氏族联盟 ”）的群体分化和好处竞争紧密亲密相关。随氏族、平易近族的分化而发生的好处争夺或战争，缔造了人类汗青上最初的仇敌，以及，与之相关的冷刀兵、军事（军人、戎行和战争）和政治组织亦即国度。对于好处的争夺才是发生仇敌和敌友关系的根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因为有了仇敌，才有了政治。或者反过来说，政治的降生，见证了仇敌的发生和存在。在政治与仇敌之间，有一种可以交换的建构与被建构的联系关系。用左高山的话说，“仇敌 ”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也就是说，仇敌是被建构出来的。可是，被建构出来的 “仇敌 ”并非被雕镂出来的雕像，一经雕当作便难以改变。

《仇敌论》作为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所关心的，不只是作为真实的仇敌存在是若何被建构出来的，并且还要且更主要的是要追问被建构出来的仇敌是若何当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 “仇敌 ”不雅念的。凭借耐烦细心的词源学梳理，作者发现，尽管原始意义上的 “他者 ”、“异己者 ”、“对手 ”、“匹敌者 ”等寄义并未完全消逝，但在汗青的演化中，一些原有的意义从 “仇敌 ”概念中垂垂隐退或者流掉，一些新的意味则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流动中被添加进来，还有一些概念意义自己也在暗暗地发生改变。问题的关头当然不是这些词源意义的转变自己，因为无论 “仇敌 ”的概念变或者不变，真实的仇敌就在那边。问题的意义在于：为什么被建构起来的 “仇敌 ”总在转变之中？作者认为，国度需要仇敌来确认其政治身份和国度认同。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仇敌更需要国度来确认其政治寄义和政治边界。问题是，有国度内部的仇敌，也有国度外部的或者国际的仇敌，还有分歧政治党派、分歧政治组织之间的仇敌，甚至于，因为国度之间的 “合纵连横 ”，使得昨天的仇敌酿成了今天的伴侣，仇敌与伴侣为什么会如斯幻化不心猿意马？事实哪一个仇敌更真实？

二、敌友之间和之外

人类社会史告诉我们，人类对敌友关系简直认起首是经由过程自我与他者（他人）的别离而得以成立的。事实上，作为仇敌的他者最初被视为野生番、目生者、异己者，而后被一步步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类型化为特心猿意马类型的仇敌，如：“对手 ”、“阶层仇敌 ”、“人平易近公敌 ”、“平易近族之敌 ”或“国度的仇敌 ”、“人类的仇敌 ”等等。“仇敌 ”类型的分歧，使得所谓 “敌友关系 ”的寄义也纷歧样。野生番既是对外来者、入侵者或者目生者、异己者的伦理定位和政治蔑视，当然也就是对自我的本家儿体性身份、本家儿体的道德优胜性位势和自我在特心猿意马之自我 —他人的伦理关系中所处的本家儿动/本家儿体/甚至本家儿宰地位的自我标榜。然而，这仅仅是自我的片面自夸而非对方简直认，更况且，当你把对方看成本身的仇敌时，你本身已然被对方看成了仇敌。当然，人类早就大白这此中的关系置换和身份转换的奥秘，并找到了有用的体例将之确定并长久固心猿意马下来，这就是所谓人类社会的前进或成长的尺度：凡处在掉队之成长状况中的人群都被那些处在相对进步前辈或发财状况中的人们或明或暗地确认为野生番。而无论发生如何的环境，处在自我与他人关系中的任何一方，城市将对方视为他者、目生者、异己者。这是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胚胎，但毕竟还不是政治的意识形态自己。

政治意识形态的本家儿要功能之一，是起首严酷分清谁是仇敌谁是伴侣，以便连合人平易近和伴侣，孤立和冲击仇敌。颠末政治意识形态的抽象或者剥离，仇敌不再是一般化的野蛮者或他者，而长短被严酷地分门别类地 “锁心猿意马 ”：党派的仇敌被归类为 “政敌 ”或“阶层仇敌”，国度内部的仇敌被归类为 “人平易近公敌 ”，而国度外部的仇敌则被归类为平易近族和国度的仇敌。无论以党派或阶层的名义，仍是以人平易近的名义，抑或以国度本家儿权神圣不成加害的名义，敌友关系都是以而被付与了最峻厉的政治意义，不容任何迷糊。并且，颠末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敌友关系的处置也采用了最峻厉的政治体例：经由过程诉诸法制赏罚、政治斗争甚或政治专政、政治暴力，直至战争，来消弭或覆灭仇敌。政治家们不必用太高的聪明就可以发现，把握好敌友关系并运用好诸种处置仇敌关系的体例或手段，不仅可以强化国度的内部治理，并且可以经由过程发现甚至建构国度外部的仇敌，转移或者汇聚国内政治存眷，强化国度内部的连合，从而减缓国度内部的政治压力。《仇敌论》告诉我们，作为最年青也最壮大的现代帝国，美利坚合众国自开国两百多年来，先后策动和带领了二百四十多次大巨细小的国际战争，以至于有人做出结论：“战争和仇敌培养了美国。”美国今世最闻名的政治学家之一、哈佛大学的亨廷顿传授也是以相信：一个国度若是没有外部仇敌，其社会凝集力往往会有所减弱，甚至会晤临国度割裂和内战的危险。而当国平易近面临配合的仇敌威胁时，国度的权势巨子和资本城市获得增强，国度内部的连合也会加强。

然而值得关切和反思的是，因这类政治效应所带来的政治家或政治集团对 “仇敌 ”的政治操纵，譬如说，出于篡夺和巩固党派政权或者转移国度内部矛盾或政治压力的目标，政治家（更不消说政客了）和当权当局便可能借用、调用甚至盗用某种或某些遍及化的合法来由，或者以某种遍及社会道义的名义，有意图、有预谋地去建构甚至虚构 “仇敌 ”。仇敌简直来自他者，或者，仇敌确实是从 “政治之我们 ”中异化出去的他者，可这一逻辑推理反过来并不必然遍及有用：并非所有的他者、目生者或异己者都必心猿意马当作为 “政治之我们”的仇敌！行文到此，我俄然想起美国的 “绿卡 ”，英文全名为 “permanent resident alien card”（直译 “永远栖身之外来者卡 ”）。在英文中，“alien”一词的本家儿要意思是 “目生的 ”、“外来的 ”、“异己的（异化的）”。可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移平易近国度，外来者或 “新来者 ”（所谓“the New Comers”）几乎是除印第安人之外所有美国人的原初身份，他们中的绝大大都非但不是，最终也没有当作为仇敌，并且还依次当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平易近，所以他们才会骄傲地喊出 “我们之为人平易近 ”（“We， the People”，美国今世闻名法学哲学家、耶鲁法学院传授布鲁斯 ·阿克曼之代表作的书名）。

如斯看来，他者或外来者并纷歧建都是 “政治之我们 ”的仇敌，一如姑且的好处配合体当作员并纷歧心猿意马就是 “政治之我们 ”的永远伴侣。这促使政治哲学家（尤其是政治伦理学家）们必需注重：任何干于政治的哲学和伦理学思虑，不克不及仅仅聚焦于敌友关系之间而无所超越，还必需考虑敌友关系之外的诸种实际的和可能的社会关系。

若是从人类的 “类意识 ”来看，更为复杂而具有最终意义的工作生怕是若何化敌为友，或者，若何最终消弭仇敌自己？这不单涉及政治宽容，从底子上说，还关乎作为人类的我们事实若何共生共存、共处共享。

三、化敌为友若何可能？

左高山在《仇敌论》的最后一章专门会商了 “化敌为友 ”的问题。他从 “没有永远的仇敌 ”之命题入手，进而 “饶恕仇敌 ”直至 “爱我们的仇敌 ”，以步步进逼的逻辑阐发和例证辅助，测验考试着解开 “敌友关系 ”的死结。这一测验考试是有价值的，但依旧留下了诸多开放的议题，需要更充实地睁开深究。

受作者研究的激发，我大致形当作了一些根基上仅仅限于哲学范围的诠释，并等候对 “化敌为友若何可能 ”做出一个初步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的解答。如前备述，“仇敌 ”和敌友关系意识最初且底子上源自好处矛盾或好处争夺。因之，仇敌和敌友关系之严重的消解最终取决于好处矛盾和好处争夺的止息。这显然是一种实际本家儿义的政治学诠释。可是，仅仅限于政治学的视阈，这种消解是无望的，因为政治自己便是好处矛盾的产品，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因为仇敌而有了政治，因为敌友关系而发生了对政治和政治学的内涵需求。

然而，换一个角度或进一步扩展到哲学的视阈来看，仇敌和敌友关系会有一种新的也许是更来源根基的理解。哲学自她在古希腊降生起就成立起一种本家儿客两分的认知框架或方式，至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将这种本家儿客两分的认知方式成长为一种系统完整的哲学方式论，当作为西方思维模式的根基道理或原则。实际中我们看到，自十六宿世纪起头，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欧洲便在一场空费时日的好处争夺中，演绎了一场关于仇敌和敌友关系幻化不居的多幕剧，或悲或喜，此起彼伏。于是，一些哲学家对本家儿客两分的哲学思维模式加倍确信不移，甚至将之看作不成变动的人类关系心猿意马式，客体或者他人被付与加倍极端的否认性寄义。不外，另一些哲学家则起头反思这种本家儿客两分的思维模式，力求冲破过于消极的人际和群际之间彼此客体化的单方面理解。

值得光荣的是，人类不只拥有一种哲学或一种聪明，即使西方哲学自己也不只是一种思维模式的单声独奏，至少她还有倡导人类泛爱和 “四海之内皆兄弟 ”的基督教宗教哲学。我不是文化平易近族本家儿义者，但我相信，在我们本身悠长而丰硕的优异传统文化中，或可找到一些解答 “化敌为友若何可能 ”的资本和启迪。儒家教诲人们忠恕之道：最好可以或许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最起码可以或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遵循先义后利的行为原则，追求 “仁者爱人 ”。儒家的丰硕学说和教育简直给人类供给领会决各类人伦矛盾、协调复杂之人伦群际关系的 “不偏不倚 ”，只是儒家学说或者过于偏执日用人生和日常伦理，或者入宿世太深而期于高堂政道，毕竟难以让人完全超脱好处纠葛，完当作化敌为友的政治伦理任务。所以，一俟碰到复杂难解的宿世俗价值冲突，便不得不剑走偏锋，少数极端道义论儒家（如宋明理学，如清儒戴东原）甚至还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 ”的激进吁求。人欲不存，天理何存？儒家的坚苦在于，若何使得一种偏于宗亲血缘和 “熟人宿世界 ”的美德伦理，可以或许遍及化为顺应于现代公共宿世界或 “目生人宿世界 ”的政治伦理？如若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则儒家学说即便能缓解甚至消解某一特心猿意马规模的好处矛盾或价值冲突，也难以化解遍及存在的敌友严重。

相较而言，道家的本家儿张更为暖和也较为彻底。以“道法天然 ”来化解诸种报酬瓜葛和冲突，至少是一种比基于宗亲伦理或 “熟人关系 ”更为遍及的来由，以此来化解人类诸种好处冲突和敌对严重，理应更有道义和哲学的有用性，因而也该当更具思惟说服力。易言之，以“天然法例 ”的名义要求人们降低甚至抛却自我的好处诉求，显然要比用亲缘伦理的美德规范来要求人们降低甚至抛却自我的好处诉求来得更有遍及道义的力量。然则，因为道家学说有着一种自然的 “政治冷酷 ”倾标的目的，加之 “道法天然 ”所提醒的天然法例自己只是一种哲学预设而非纯粹的崇奉，因而道家同样难以底子解决人类的好处矛盾和价值冲突，因而也难以充实回应 “化敌为友若何可能”的问题。

在儒、释、道“三教 ”中，最为彻底的诠释是由释教供给的。释教既通告人类 “众生平等 ”，又警告人类 “诸法空相 ”，让人们相信一切好处诉求城市发生懊恼和疾苦，只有看穿，才能放下；只有放下，才能安闲。释教的教义逻辑上破解了 “化敌为友 ”的难题：既然一切敌友关系严重都根源于好处冲突，那么，解除好处冲突即意味着化解导致敌友关系严重的根源。看穿并放下好处诉求是彻底消解好处冲突的体例 —放下即无求（任何好处），因之可以最彻底也就是从底子上解决一切好处冲突。可是，释教的这一教育固然具有最彻底的逻辑说服力，却并分歧时具备实际合理性。因为这一逻辑是以崇奉为其前提前提的：当且仅当人们相信并承诺释教教义自己，才会认同、接管、践行释教的信条。也就是说，释教的诠释力量只能依靠于宗教崇奉，因而其实际合理性只能相对于释教信徒而言，而对于非释教信徒来说，其说服力或有用性尚须存疑。

然而无论若何，古今中外的高僧大哲们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足够多的思惟聪明，让我们有可能借助人类现代文明的资本和前提，来解答 “化敌为友若何可能 ”的问题。西方传统哲学的本家儿客两分性思维模式提醒我们，敌友关系源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视差，而导致这一视差的显性而直接的原因是好处矛盾或价值冲突。是以，欲化敌为友，必先化解基于本家儿客两分的敌友关系之间的严重。中国传统文化—包罗儒家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道家哲学和佛家宗教 —则提醒我们，欲化解人们之间的好处矛盾和价值冲突，有三种分歧的路径或秘诀：或以义制利，甚至以义去利，从而缓解或消解人们财迷心窍、逐短长义的感动；或驯服天然（赋性）之道，返璞归真，复归婴儿之无利无害之纯真本意天良，从而去人伪于赋性、防短长于未然；抑或更彻底地看穿尘凡、放下执著、安闲空相，从而底子消解人之趋利之心，消弭人我之隔，达于人我两忘之境。

当“化敌为友若何可能 ”的问题要求我们冲破和超越本家儿客两分的模式时，所需要的不仅是对这一既心猿意马模式的反思批判，并且还需要寻找或者缔造一种足以替代本家儿客两分模式的新的人类关系模式。与之近似，人类的好处诉求是天然而然的，其好处竞争在所不免，因为资本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凡好处竞争必发生好处矛盾和价值冲突。若何消解人类社会的好处矛盾和价值冲突？儒家供给的是一种缓解而非消解的道德解决方案；道家的方案与其说是解决毋宁说是逃避；唯释教的方案完全彻底，可惜它只能是顺应部门人亦即释教信徒的解决方案，而非顺应所有人的解决方案。

于是，绕了一大圈，我们最后仍是不得不回到实际中来。敌友关系及其解决亦即所谓 “化敌为友若何可能 ”的问题所面临的实际是政治的实际。政治因仇敌而生，这意味着面临并处置敌友关系乃是政治的首要工作。然而，最高超的政治却不是为了覆灭仇敌，而是消弭仇敌。就此而论，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因仇敌而生，也应因仇敌的消逝而终结。政治哲学的根基问题是若何摒挡敌友关系问题，敌友关系简直如同施密特所言是最底子的政治关系，然而，真正高超的政治哲学却不是可以对敌友关系供给最好诠释、最好阐发和最好论证的政治反思，而是可以对 “化敌为友若何可能 ”这一具有最终意义的问题供给最佳解答的政治哲学经营。

笔行到此，我又一次想起了两位西方哲人关于政治家的分类和比力：康德曾把政治家区分为“道德的政治家 ”和“政治的道德家 ”，并果断地把前者看作人类政治糊口的幸运。方才归天不久的闻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更明白地指出，真正的政治家只关心选平易近，而政客则只关心选票。我想接着他们的话说，借使倘使政治哲学要真正充实有用地解答 “化敌为友若何可能 ”的问题，那么，它生怕不克不及只局限于政治哲学自身，还需要借力于道德伦理和宗教聪明。我老是在想，什么时辰人类的 “类意识 ”也能像现代人的 “自我意识 ”这样充实自发，而且形当作理性而遍及的 “我们之为人类 ”的共识，那时辰，所谓 “化敌为友若何可能 ”的问题也就当作为多余的提问了。

作者：万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