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流氓行为是怎样炼成的？

群氓是如何炼当作的？

法国社会意理学家莫斯科维奇写过一本《群氓的时代》，在书中，他这样描述“群氓”：那是一群“由平等的、无名的以及近似的小我构成的转变中的调集体”，是一群“解脱了束厄局促的社会动物”，在此中，道德的禁忌败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消逝了，人们在纵容和暴力行为中表达他们的胡想、感情、欲望，这是一个纷扰的、情感昂扬的群体，也是一股盲目标不成节制的力量（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江苏人平易近出书社二00三年版）。凡是很轻易认为，群氓之所觉得群氓，跟他们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有关。但问题是，若是真是这样，那么，何故理解群氓现象固然在传统社会中也曾偶然呈现，可是，恰好只是到了教育更为普及的现代社会，反而真正进入了“群氓的时代”？现实上，也只是到了现代，才呈现了那么多研究这一现象的著作：从勒庞的《乌合之众》到弗洛伊德的《集体心理学》，从奥尔特加·加赛特的《公共的叛逆》到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到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从约翰·麦克莱兰的《群众与暴平易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到上面提到的莫斯科维奇的《群氓的时代》，等等。作为一种遍及的、到处可见的现象，群氓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汗青现象”。

由此，只要我们解除作为一个物种的人自己在基因上发生了什么突变，那么，我们就难免要问，是现代社会中的什么转变，催生了作为遍及社会现象的群氓？或者说，是哪些身分的连系，在一个教育日益普及、看起来“文明水平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中培养了作为“社会动物”的群氓？

有三个身分出格值得存眷：

第一，平等的价值不雅和不服等的社会布局之间的严重，这带来了欲望的解放和攀比的遍及化；
第二，社会的个别化，这在导致对个别道德约束的解除的同时，也导致了个别的薄弱虚弱化；
第三，理性公共话语的禁锢式微和表达门槛的下降，这带来了非理性表达的泛滥。这三个身分的连系，一方面培养了群氓的心理根本，出格是羡憎交叉的怨恨心态（ressentiment）的普遍弥散，另一方面，也筹办了使怨恨由一种躲藏于个别心中隐忍未发的恨意而获得群体性表达或流露的社会布局性前提。

很多研究者都注重到了群氓现象与平等化之间的关系，有的指出了组成群氓的个别之间的相似，有的指出了他们对于平等的牵萝补屋求。不外，对于培养作为“社会动物”的群氓来说，更精确地说，真正主要的，不是平等化自己，而是近代以来广为传布的平等的价值不雅念所激发的对于平等的永无休止的诉乞降不成能完全平等的实际社会布局之间的张力。

就像托克维尔所出力描述的那样，无论作为一种价值不雅念，仍是作为汗青的趋向，平等化是现时代的根基特征。这种追求平等（也可以说是没有准确理解的、被等同于“普宿世无差别”的“平等”）的激情，造当作社会当作员对区别地位的符号的紧密亲密存眷，进而带来对于差别的越来越多的不容忍。在传统的贵族制社会中，“人平易近从不奢想享有非分的社会地位，也绝没有想过本身能与首级平等……贵族底子没有想过有谁要褫夺他们自认为正当的特权，而奴隶又认为他们的卑下地位是不成更改的天然秩序所使然，所以人们觉得在命运如斯悬殊的两个阶层之间可以成立起某种互相赐顾帮衬的关系”[托克维尔：《论美国的平易近本家儿》（上卷），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一年版]。

可是，当对平等的追求当作为社会上一种压服性的遍及激情时，景象就改变了，这是因为：“一个平易近族非论若何尽力，都不成能在内部成立起完全平等的社会前提。……当不服等是社会的公例的时辰，最显眼的不服等也不会被人注重；而当所有人都处于几乎相等的程度时，最小一点不服等也会使人难以容忍。”[托克维尔：《论美国的平易近本家儿》（下卷），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一年版]也就是说，近代以来鼎力鼓吹并为泛博公众所遍及接管的平等原则或者说价值不雅念，激发了攀比的遍及化，激发了欲望的解放：既然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别人拥有的，我也应该有，别人能做的，我也可以做，别人可说的，我也可以说！或者反过来，既然我没有，为什么别人可以有？既然我不克不及做，为什么别人就可以做？既然我不克不及说，为什么别人就可以说？

由此培养的，就是群氓心理和行为的一个典型特征：嫉妒、怨恨、对差别的不容忍，以及由此激发的对有别于本身，出格是优胜于本身者施以铲平术、断头术的感动。合勒说得大白：在一种有内涵品级的社会轨制下，社会怨恨会很小，“忍无可忍、剑拔弩张的怨恨必然蓄积在如下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好比在我们的社会中，跟着现实权力、现实资产和现实涵养呈现极大差别，某种平等的政治权力和其他权力（切当地说是受到社会认可的、形式上的社会平等权力）却不胫而行。在这一社会中，人人都有‘权力’与别人比拟，然而‘事实上又不克不及比拟’。……这种社会布局必然会合聚强烈的怨恨”。人人都感觉有“权力”与别人比拟，可是事实上又不克不及比拟，这就是怨恨的渊薮。“怨恨在目睹更高价值时欢喜不起来，它将其赋性埋没到‘平等’的诉求之中！现实上，怨恨只想对具有更高价值的人施行断头术！”[《合勒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版]

但问题是，作为个别，怨恨者现实上往往是薄弱虚弱的、无力的，或者说，无力感自己就是怨恨心态的一个特征。怨恨是这样一种心态：怨恨者心怀某种巴望，但又处于一种被动无力的身份处境之中，是以，他们一方面临已身的遭遇处境感应不满不服不忿，但无力感又使其无法以现实的行为或说话来直截了本地宣泄或表达这种不满不服不忿，更遑论改变其实际的处境，怨恨所表达的，是一种躲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敌意、恨意和怒意，只是“想”对具有更高价值的人施行断头术[《舍勒选集》（上）]。换言之，有能力实际地改变自身处境的个别是不会发生怨恨的，甚至，有能力以公开的、现实的行为来表达其不服不忿的个别也不会发生怨恨。怨恨者作为个别必然是相对于其欲求方针而言的薄弱虚弱无力者。

而问题的吊诡性恰好在于，在现代社会的平等化释放了个别的欲望、激发了遍及的攀比的同时，与平等化并行的个别化、原子化又使个别处于遍及的薄弱虚弱之中。按照托克维尔的阐发，与平等化的历程平行的，是一个个别从各类社会联系中的“脱嵌”的过程。在传统宿世界，每一个个别都是“嵌入”于各类有序的关系中的：与他人的关系，与处所社会的关系，与特心猿意马社会品级的关系，与天然宿世界和宇宙整体的关系。

在这样一种视域下，每一个个别都按照他在“嵌入”于此中的整体秩序中所占有的位置，来获得自我的认同、行为规范、价值感以及各类社会撑持。可是现代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迁（封建式人身凭借的终结、对平等的无止尽追求、由此而来的流动性的增添、不变的处所配合体和恒心猿意马的阶层关系的解体，以及强调小我与天主的直接关系的新教教义、本钱本家儿义出产体例简直立扩张等）将个别从这一系列有机关系中连根拔离，当作为一个个分手安闲、漂浮孤立的原子化个别。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脱嵌”使个别离开了配合体的价值规范的有用约束，使得上述由平等化自己所解放出来的欲望加倍恣肆纵容；另一方面，一旦个别离开了配合体，他就变得孤立无援，一旦个别离开了实际的各类有机社会关系，他就掉去了身份特征而覆没在群体之中，变得脸孔恍惚。是以，个别化、原子化带来的恰好是个别的薄弱虚弱化、细微化。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现代个别的肖像：既欲望无限，又薄弱虚弱无力。恰是这样的原子化个别，在其心里潜滋暗长各类难以言说的怨恨的同时，也使自身当作为锻造群氓的材料：作为单个个别的这种薄弱虚弱无力感差遣他们不得不去追求群体力量，在群体之中并在群体的遮掩下，释放为心里隐秘的怨恨所差遣的泛滥的激情。

群氓的面纱只待最后撩开。说“只待”，是因为在从原子化个别通标的目的激情泛滥、纷扰不安的群氓的路上，原本还有一道防火墙或者说缓冲带：泛滥的激情必然水平上还可以经由过程理性来指导和疏解，当然，这种理性必需是如康德所说可以“公开利用”的理性。这就依靠于一个社会性、公共性问题能在此中接管公平易近自由的、理性的会商和攻讦，也即许可和鼓动勉励公平易近理性“公开地利用”的公共范畴的存在。经由过程公共范畴中的这种理性的会商，一方面，“小我型的焦炙不安集中表现为明白的困扰”（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糊口·念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0一年版），或者说，“私家忧虑转换为公共问题”，从而原本暗里难以言诠的情感获得正式的表达和释放；另一方面，从这种公开辩说中形当作的“公共舆论”作为政治运行过程中一个必需正视的身分，可以促使当局政府采纳有用而有序的步履来解决公家面对的问题，纾解公家的烦扰。

可是，现代政治成长中呈现的两种现象或者说动标的目的，却使这种公共范畴要么彻底被取缔，要么呈萎缩状况。一是万能本家儿义政治，这种政治不仅彻底不准就公共问题睁开任何公开理性的辩说，并且取缔一切国度（当局）与小我之间的中心组织，将原子化的个别紧紧禁锢在原子化的状况，从而在底子上扼杀了公共范畴的社会根本。二是政治的行政化、手艺化倾标的目的，也即政治从一个需要公平易近介入的公共步履的范畴蜕酿成一个行政性、手艺性的范畴，公共性的、需要付诸公家辩说的政治问题被转换当作了只需交给手艺专家、行政专家来解决的行政问题、手艺问题，由此导致的，是公家对“政治问题”睁开公开的理性辩说已当作为多余，“公共范畴”自己已当作为多余。无论是万能政治，仍是政治的行政化、手艺化，导致的都是那种可以或许对群氓的激情加以有用疏浚沟通的“理性的公开利用”越来越不成能。

而使问题落井下石的是，就在“理性的公开利用”越来越受到禁锢、越来越萎缩的同时，现代社会在布局上、手艺上的一些转变成长却大大降低了人们进行表达社会性、常识性门槛，由此带来的，是意气的、非理性的激情表达或者说“怨恨式表达”处处泛滥。要申明的是，这里的表达，不仅仅是言语的表达，也指行为的表达，如在生齿大规模集中的现代城市中变得越来越轻易发生的集群行为。

当然，在今天，最惹人注目标无疑是收集虚拟空间中的肆意表达。在一个不许可“理性的公开利用”的社会中，从底子上讲，虚拟空间毫不是实际公共范畴的替代，而是那些脸孔恍惚、缺乏约束、欲望无限、作为个别又深感无力的原子化个别倾倒私家负面感情的垃圾场，是群氓撒欢的舞池。

最后需要说的是，对于现代社会中的群氓现象，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应对姿态或体例。一种可以称为“法西斯式”（墨索里尼、希特勒、戈培尔等都极其熟悉勒庞等的著作），即把握群氓的心理，同时经由过程诸如煽惑仇恨、制造仇敌、漫衍假话等来操控之以办事于自身的专制统治。另一种则是理性开放社会的体例：熟悉到“群氓接管社会”的威胁，从而在平易近本家儿法治的根基轨制框架下以有用的轨制化体例提防之、化解之。

在施行这后一种因应体例方面，以下三点是尤其主要的，也是最根基的：

第一，指导社会当作员准确理解平等，同时在这种准确理解的平等共识根本上，尽力实现和保障这种平等。平等不是普宿世无差别，而是根基权力以及响应义务的平等，在此平等的根本上，人们必需接管、容忍、尊敬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性、多样性，而且赏识这种差别性、多样性，顺应在差别性、多样性中配合糊口。当然，根基权力和义务的平等是主要的，它关乎每一小我作为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物”的配合庄严。是以，必需在这种准确理解的平等共识根本上真正切实地保障这种权力和义务的平等。现代公平易近权责（citizenship）轨制简直立和切实施行具有底子性的意义，它一方面比力当作功地将各阶层阶级当作员存眷的核心引标的目的公平易近身份地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权责上的平等，而忽略其他方面现实存在的差别；另一方面，则经由过程以轨制化的体例切实、不变地促进和保障与公平易近身份相联系的各项权力，如马歇尔所说的平易近权（civilrights）、政治权力（political rights）以及社会权力（socialrights），从而从形式和本色两个方面有力地维护社会的根基平等，为理性安然平静的社会意态供给主要的实际根本。

第二，许可、鼓动勉励、成长、强化各类位于国度和小我之间的中心社群和组织，使从传统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的个别从头嵌入社会，防止社会的原子化、游平易近化。就像涂尔干所说：“若是在当局和小我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度也就不成能存鄙人去。若是这些次级群体与小我的联系很是慎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小我接收进群体勾当里，并以此把小我纳入到社会糊口的本家儿流中。”（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糊口·念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00年版）与此同时，还要充实地阐扬这些中心社群和组织作为各阶层、阶级、好处集团之间以及当局和社会之间日常平凡彼此沟通、互动和联系的平台和通道的功能，防止呈现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分歧集团、阶层之间长久地陷于彼此孤立和隔断，而一旦彼此接触则往往在把柄起头接触的状况（托克维尔：《旧轨制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版）。

第三，重建公共范畴，许可并保障在公共性问题上的“理性的公开利用”，以理性、安然平静、负责的公共会商锻造公共舆论，裁减极端的、激情式的、不负责任的肆意表达。而归纳综合以上三点，无非就是，经由过程以轨制化体例形塑现代办署理性公平易近来防止社会的群氓化。

作者：王小章
来历：《念书》2018年第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