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是你自己不愿意改变,如何不做被动的承受者?

写今天的这篇文章,是源于前两周在微博看到的一条私信。这位来信的粉丝说,她有一个比她年数年夜一些的亲生姐姐。她和姐姐的当作长道路很相似,父亲和母亲的自己的性格没有发生庞大的转变,家里的情况也没有太年夜的转变,但她能感受到她们姐妹俩和怙恃的关系,以及相处模式都很是分歧。

好比,在她的印象中,爸爸的脾性一向不太好,她从小到年夜老是和他拌嘴打骂,在背叛的芳华期时甚至难以共处一室。但父亲对姐姐就不是如许,他们就像好伴侣一样无话不谈,过年回家可以在沙发上嗑瓜子聊天到天明,他也不会用要求本身那些严苛的尺度来要求姐姐。

我们后台经常收到各类各样与家庭有关的提问。此中非分特别常见的一种问题是,“我的家庭有这么多问题,让我当作为了此刻的样子。对此我能对本身,对原生家庭做些什么?我人生是不是就如许了?”

之前我们写过良多原生家庭,怙恃教化体例对我们的影响,但很少提到,我们是若何反过来影响怙恃和我们的家庭的。今天的文章,我们想聊聊怙恃和孩子之间的彼此影响和彼此塑造的。

我们不是,或者至少不单是被动地承受着命运,期待着它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更多的仍是自身命运的创作发明者。

亲子关系是人们最初的社会关系,影响着个别日后的人际交往。尤其是在生命的初期,心理需求可否实时获得知足,影响着个别对于外活着界与他人的信赖感以及平安感的判定。当怙恃可以或许实时回应孩子的需求时,孩子更有可能认为外活着界是平安的,Ta长年夜之后也更轻易表示得不拘谨、长于与他人交往(Ainsworth, 1978)。

尽管年夜大都年少的记忆早已被我们遗忘,但这些关于爱与平安的感触感染早就固着在我们之上,影响着我们之后的人际关系,包罗亲密关系(Hayasaki, 2016)。

怙恃培育我们形当作本身对宿世间的好恶、价值立场,为他们供给社会交往、情感办理等一系列社会化行为的模子(McCrae & Costa, 1994)。

也恰是基于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一系列的影响,人们起头习惯于将本身身上一切导致糊口不顺意的固有模式,和本身性格中不喜好却又难以改变的部门,都归罪给家庭,怪罪给怙恃养育我们的体例。但,我们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亲子之间互动模式的形当作,从来不是单标的目的的。

绝年夜大都对怙恃教化体例和孩子性格形当作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都是相关性研究,而并非必然性研究。也就是说,可能是前者(教化模式)影响了后者(性格),但也有可能是后者(性格)影响前者(教化模式)。

气质性格(Temperament, 也有称作dispositional traits),也就是所谓的“脾气”,是那些在我们仅出生几天的时辰,就已经表示出来的“脾性性格”(Jarrett, 2016),它被看作是奠基了人格的最根基的趋向特征(McCrae,et al., 2000)。

剑桥年夜学心理学家BrianLittle在研究中发现,当人们在新生儿的床边制造出一些声响的时辰,有些新生儿会天然地转标的目的发作声音的处所,而另一些新生儿的反映则相反,他们会(默默地)转开(Little, as cited in, Dahl, 2014)。这种差别甚至在怙恃与新生儿的初度互动之前就已经有所闪现了。

在一项最新的研究中,美国心理学家Mona Ayoub和她的团队阐发了德州双胞胎纵标的目的研究项目标数据,此中包含497对同卵双胞胎和914对异卵双胞胎,他们的平均春秋是13岁。

这组数据中包罗了对怙恃教化体例的评测,以及对孩子们性格的评测。对教化体例的评测本家儿要集中在“暖和”和“压力”两个维度上。它们背后别离有一系列与这个维度对应的行为。而孩子们则是做了儿童版本的年夜五人格测试——即我们所熟知的,责任心、宜人道、外标的目的性、开放性及情感不变性这五个维度(McCrae, et al., 2000)。

研究者们展望,同样是在一个情况中、被统一对怙恃扶养长年夜的双胞胎,基因型一致的同卵双胞胎会受到更相似的看待,而基因型纷歧致的异卵双胞胎则会感触感染到更有差别性的看待。

成果发现,正如他们所想,怙恃对性格更相似的同卵双胞胎们的教化体例是不变且一致的;而差别较年夜的异卵双胞胎们,即使在统一个家庭中当作长,却感触感染到了怙恃十分分歧的教化体例。

换言之,在同个家庭里、同期间长年夜的孩子,也有可能会和怙恃成立起很纷歧样的相处模式。而这种模式是两边配合塑造的。

好比,Ayoub(2018)等人发现,在年夜五人格中宜人道和责任心得分更高的孩子,怙恃在和他们的相处中表现出了更高的“暖和”程度和更低的“压力”程度。而在与宜人道较低或情感不变性较低的孩子相处时,怙恃的教化模式中则表示出了更少的暖和行为和更年夜的压力行为。

研究者认为,孩子们揭示出的分歧的脾气,会激活,或者说是塑造出怙恃性格中与之更匹配的一面,而这一面经由过程行为表示出来之后,又进一步激化了孩子原始脾气中的那一部门。接着,孩子再继续影响怙恃,形当作一个互相强化的、不变的轮回。如斯一来,孩子与怙恃之间的相处模式,就由两边的互相影响,配合成立了起来(Ayoub, et al., 2018)。

在当作为怙恃的过程中,父亲和母亲城市发生一系列心理上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他们无法节制的。

在一个孩子出生前后,女性的年夜脑灰质会变得加倍集中,节制同理心和社会互动的区域城市加快活跃。在怀孕时代,她们的荷尔蒙会起头加快披发,增添她们与孩子之间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母亲几乎难以节制本身不合错误本身的孩子发生爱意。但与此同时,她们的年夜脑中与焦炙、抑郁、强迫、惊骇相关的区域也会被激活。高度活跃的杏仁核区域,会使母亲对婴儿的需求变得极端敏感(Lafrance, 2015)。

即便未介入现实生育的过程,父亲也会履历心理上的转变。孩子刚出生的几周,一向持续到孩子出生6个月后,怙恃各自的催产素的程度都一向在晋升,而且父亲和母亲的增加是同步的。研究者认为,是扶养孩子的过程,一系列和孩子的互动让这种激素发生的(Feldman, 2007) 。

此外,“当作为怙恃”这件事,还会给人们带来性格上的,价值不雅上的,甚至人生哲学上的改变。好比,为人怙恃凡是陪伴着一小我责任心和宜人道程度的提高(Lehnart, Neyer & Eccles, 2010)不仅如斯,小我整体的焦炙、抑郁程度,以及对糊口的掌控感,城市跟着获得“怙恃”这个身份发生转变。

研究还发现,当作为怙恃之后人格上改变是趋于正面仍是负面的,也在很年夜水平上取决于他们孩子的脾气是更“轻易”仍是更“坚苦”的(Wolfson & Lachman, 1985; Belsky, 1981; Plemons, 1980)。

又好比,一个对峙着“实时行乐”的人生哲学的人,可能会为了当下的享乐做一些不会让本身在此后收益的事,好比肆意地抽烟、喝酒,纵容本身的欲望。他们可能同时也并不那么在意本身会是以以寿命的折损为价格。但,当他们当作为了怙恃之后,这种人生哲学发生了改变,他们起头在意本身的身体状况,起头活得加倍“小心谨严”,却甘之如饴——只为了有更多的时候可以见证他们孩子的人生。

不外,即便教化孩子的过程可能会晤临林林总总的坚苦和阻碍,“与孩子相处的光阴”依然被人们看作是人生中最具幸福感和意义感的工作之一(Kahneman, 2012)

孩子不仅会对父亲和母亲别离发生影响,他们对整个家庭关系的形塑也有着不容轻忽的感化。

在家庭系统治疗的奠定者Murray Bowen的家庭三角理论中,三角关系是维持不变的家庭情感的最小和最常见的单元,即怙恃之间的关系,以及父亲和母亲别离和后代间的关系所构成的三角形。最健康的三角关系应该是怙恃相爱相敬,两人配合爱孩子,家庭当作员之间既亲密联络,又彼此自力(Bowen, 1976)。

在Bowen的理论中,两人系统是不不变的,是以他们在压力之下将构成三人系统或三人关系,因为两人都试图发生一个三角关系以便减低他们关系中过长的焦炙。然而,三角关系的成立也并不老是用于削减严重,Kerr和Bowen(1988)指出,家庭中的三角关系至少有四种可能的成果:

1. 不变的二人关系可能因为圈外人的加人而摆荡,好比孩子的出生给敦睦的婚姻带来冲突;

2. 不变的二人关系可能因为圈外人的分开而摆荡,好比孩子离家,从而无法再在怙恃冲突时形当作三角关系,以某种体例缓解冲突

3. 经由过程圈外人的加人,不不变的二人关系变得不变,好比孩子出生后,原本有冲突的婚姻是以变得敦睦了;

4. 经由过程去除圈外人,不不变的二人关系将变得不变,好比因为孩子一向在怙恃的冲突中偏袒某一方,他的分开便使得冲突反而降低了。

孩子作为这个不变三角的一个构成部门,解决了一部门问题,也带来了一部门问题。在他们的当作长过程中,也会有意或无意地,给怙恃的生命,给这个家庭制造了很多全新的命题。

有人看到这里依然会感应绝望——生成的脾气是无法自立选择的,怙恃和家庭情况也不是我们能做本家儿的,人生看起来似乎更掉控了,尤其是那些认为本身童年过得很糟糕的人。那,我们能为本身做些什么呢?

其实,所谓的好的怙恃和糟糕的怙恃,某种水平上都可以或许当作为我们中立的当作长身分。只是每小我当作长的道路是纷歧样的。有的人履历复杂的、紊乱的情况,有的人会履历更顺畅的情况。

我们不否定,是有客不雅上更“好”的和更“差”的当作长情况,有带来问题更多的和更少的——这是我们“不克不及选”的部门。它就像是老天将你扔在了分歧的当作长道路上,有的可能更艰险,有的可能更顺遂。

然而,即即是在看似杰出的家庭情况中,在生命睁开之后,我们城市感触感染抵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没有一种原生家庭是不会给孩子带来任何挑战的。这些挑战可能是分歧的,给我们带来的疾苦感的强烈水平也是分歧的,但人生是无法比力的,你必要deal with本身面前的工具。而我所说的“有的选”的部门也就在于,同样是一个紊乱的家庭情况,你也可以选择长出分歧的样子。

哥伦比亚年夜学临床心理学家Bonanno提出,负面的履历和事务自己,对于人们将来的糊口景况没有太年夜的展望力。“研究数据发现,曾经遭遇创伤这一点,无法用来预估人们将来的社会糊口功能”,他说,“只有当人们对这些创伤性的履历有负面的回应时,它们才和将来负面的影响联系在了一路。”

也就是说,即便你曾经在不健康的家庭情况中糊口过,或者曾经履历过糟糕的事务,都不暗示你的将来必然受到它们的影响,一向糟糕下去。起到决议感化的,是你对待这些事务的角度,和回应的体例。

我们不克不及选择自身的脾气,怙恃也同样如斯——他们也同样不克不及提前决议要“付与”我们如何的气质类型。且,我们与任何他人之间的互动模式,都是由两边配合成立和塑造的,与怙恃的也不破例。而我们与怙恃都无法本家儿宰的“脾气”这个部门,在这种互动模式的成立时起着很主要的感化。

发觉是提高自身本家儿不雅能动性的第一步,当你意识到了,怙恃看待你的体例不是完全不成控的,你也不是被动地接管着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你就可以或许本家儿动地去作出这种改变。而这种对改变的测验考试,是不分迟早的。

长年夜今后的很多时刻,我们感觉怙恃不肯意改变,其实是因为我们仍然在用一样的体例和怙恃相处。打骂是一个常见的场景,良多人会无奈地埋怨非论怎么吵怙恃都不会听,但这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一向在和他们吵——我们也从来没有在这个轮回中停下来过。然而,良多时辰,若是我们在用行为标的目的怙恃提出示范时,怙恃也会发生转变。

非论是孩子,仍是长年夜后的人们,认为本身没有法子改变家庭,一是因为我们感觉本身在此中是被动的、无力的,在一遍遍对幼时塑造出的坚忍模式的反复中,我们被习得性无助的感触感染环绕纠缠;二是因为孩子们本家儿不雅上会有一种委屈的情感,不管我们愿不肯意认可,我们都倾标的目的于感觉怙恃有责任做出更多的改变,而不肯意本身做出改变。

这些我们自身或许都纷歧心猿意马可以或许意识到的被动、无力感和委屈,使得我们会在和怙恃相处时陷入一种“是或否”的反映模式。但良多时辰我们其实有第三种选择。举个例子,良多人在面对怙恃“催婚”时城市感觉很无助,认为本身只有是或否的选择。

然而,除了疾苦地接管和判断地拒绝之外,我们其实还有另一种选择——在表白了立场之后,也标的目的怙恃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好比,“我临时没有成婚的筹算,我这个阶段有我想做的事。但我会尽量抽出时候多陪陪你,我也会撑持你想做的事。”

当我们熟悉到本身在与怙恃之间的关系模式成立中的能动性,以及我们对怙恃和家庭的影响力,我们或许就可以或许试着去当作为先做出改变的那一方。从行为上做出改变,而不单单是言语上——标的目的着一种当作人的、友爱的、自我

也许此前你从没有想过,你可以选择当作为你怙恃的行为上的楷模。必然水平上,身教的结果比言传更好。果断但不包含进犯性的立场改变。标的目的他们示范,我所说的、更健康和舒适的关系事实是什么样子。

只是良多时辰孩子不甘愿宁可由本身来承担关系中更年夜的责任——“因为他们才是怙恃啊”。但若是你能意识到本身对家庭的影响力,若是你愿意先迈出行为改变的这一步——对改变关系来说最有意义的一步,你也许能和你的怙恃一路当作为受益者。

今日互动:你有感触感染过你对怙恃的影响吗?可所以性格上的,价值不雅上的,等等,来评论和我们分享吧~


References:

Ainsworth, M. D. S. (1978). The Bowlby-Ainsworth attachment theory.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3), 436-438.

Ayoub, M., Gosling, S. D., Potter, J., Shanahan, M., & Roberts, B. W. (2018). The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personality, and life outcom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9(3), 338-352.

Belsky, J. (1981). Early human experience: A family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7(1), 3.

Bowen, M. (1976). Theory in the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 Family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4(1), 2-90.

Feldman, R., Weller, A., Zagoory-Sharon,O., & Levine, A. (2007). Evidence for a neuroendocrinological foundation ofhuman affiliation plasma oxytocin levels across pregnancy and the postpartumperiod predict mother-infant bond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11), 965-970.

Jarrett, C. (2016). Personality appeared before you could talk. BBC.

Kahneman, D. (2012).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Google Scholar.

Kerr, M. E., Bowen, M., & Kerr, M. E. (1988). Family evaluation. WW Norton & Company.

Lafrance. A. (2015). What Happens to aWoman's Brain When She Becomes a Mother. The Atlantic.

Lehnart, J., Neyer, F. J., & Eccles, J. (2010). Long‐term effects of social investment: The case of partnering in young adulth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2), 639-670.

McCrae, R. R., & Costa Jr, P. T. (1994). The stability of personality: Observations and evaluatio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6), 173-175.

McCrae, R. R., Costa Jr, P. T., Ostendorf, F., Angleitner, A., H?ebí?ková, M., Avia, M. D., ... & Saunders, P. R. (2000). Nature over nurture: Temperament, personality, and life sp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1), 173.

KY作者/ 咯咯

编纂/ KY本家儿创们


  • 发表于 2018-11-2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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