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狂者精力及其消退中  

那么明代的“狂”我们看到了谁呢？我们看到了良多人，看到了“前赴后继”的狂士群体，而尤以万积年间的江南一带最为集中。赵翼《二十二史记》的“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条写道：“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思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又说：“可见宿世运泰平承平，物力充盈，故文人学士得以跌宕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中华书局版，王树平易近校正本下册，783—784页）由此可以体味明代之狂的潮水和布景。祝枝山（允明）、唐伯虎（寅）固是人皆能详的文苑狂客，至少唐伯虎降身为奴娶秋喷鼻的风流故事大师是知道的，但明代狂士群体的俊彦仍是非李卓吾莫属。

一

李贽（号卓吾）和千年以来的传统秩序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对每一部人们奉为经典的著作都能找出马脚来，并且给以另类的诠释。他明宿世宗嘉靖六年（一五二七）生于福建泉州，二十六岁中举，因为不对劲科举轨制的短处，没有再应进士第。五十岁前在河南、南京、海说神聊京等地仕进，后来又做了三年云南姚安的知府。但他回首生平，感觉本身“五十年以前真一犬也”（《续焚书·圣教短序》）。所以当万历八年（一五八○）知府任满之时，他毅然去官，回到湖海说神聊黄安，他的家人和良多友人都在那边，起头了问难学道的新期间。七年今后，即黄仁宇那本有名的书写的“万历十五年”，他为脱却俗累，将家眷送回福建老家，本身则削发为僧，但胡须未剃，也未受戒。他的很多著作都是这一期间完当作的。他知道本身的思惟不克不及见容于那时当宿世当道，便以《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抗词自名其书。

李卓吾对士子之“狂”赐与了新的诠释，提出“闻道”必要狂狷的破天荒的思惟。他说：“有狂狷而不闻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闻道者也。”他认为学术传承也需要狂狷的精力：“论载道而承千载绝学，则舍狂狷将何之乎？”（《焚书》卷一“与耿司寇辞别”）还提出，惟有狂狷，可以或许发现先儒往圣的“马脚”的人，才能当作为孟子所说的“好汉之士”。他在给友人焦的信里写道：“求好汉必在于狂狷，必在于马脚之夫，若指乡愿之徒遂觉得圣人，则圣门之得道者多矣。此等岂复有人气者，而尽指觉得圣人，益可悲矣夫！”（《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太史”）。这等于从学理上把狂狷当做当作就精采人物的需要前提。对本身的“狂”，李贽也毫不避忌，晚年所作的“自赞”坦承：“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陋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焚书》卷三）但他的心里则布满温热。以否决文学复古本家儿义扬帜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是李贽的老友，袁中道写过一篇《李温陵传》，此中所说“公为人中燠外冷，丰骨棱棱，性甚卞急，好面折人过”（《焚书》卷前有载），应是实录。

袁中道的这篇列传还写了李贽别的一些分歧于常人的性格特征，极为有趣，大师不妨一看。

（公）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竟日谈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风趣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客刺骨。所念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画，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冽，不成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书，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其满意者亦甚可爱，瘦劲险绝，铁腕万钧，骨棱棱纸上。（《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版，3—4页）

当然喜爱洁净、追求思惟契合、语妙而有锋芒、念书博识又能得其肌理、文章有光华有特见、诗和书法也别具神境，这些照说算不了什么，可是置诸那时的社会汗青情况，为权力者所侧目，为习俗所不许，不消说也势所必然。他的一些友人难免为他担忧：“李师长教师学已入禅，行多诞，祸不旋踵矣。”最后公然因了他的各类“异行”和“异言”，包罗社会造的不属于他的谣言，李贽被关进了牢狱，直至被迫自戕于狱中，那是万历三十年（一六○二）的三月十五日，他七十五岁。李贽是因“狂”而焕发了本身的生命，也因“狂”损失了本身的生命。

其实“狂”并不是李贽所追求的方针，只不外是他生命的一种形态。相反他追求的是“圣”，不依循传统诠释的与伪绝缘而又生气昂然的“圣”。是以他不认为“圣”与“狂”是不克不及两立的风致。《焚书》中有一篇“与友人书”，专门谈的是这个问题，这样写道：

又不雅古之狂者，孟氏觉得是其为人志狂言大罢了。解者觉得志大故动以前人自期，言大故行与言或不相掩。如斯，则狂者当无比数于全国矣，有何足贵而故忖量之甚乎？盖狂者下视前人，高视一身，觉得前人虽高，其迹往矣，何须践彼迹为也。是谓志大。以故高谈阔论，凡其身之所不克不及为，与其所不敢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谓狂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势自不克不及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六合间，既与人同生，又安能与人独异。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狂言之以贡高耳，乱言之以愤宿世耳，渠见宿世之枷锁束缚已甚，卑劣可厌，益以肆其大言。不雅者见其狂，遂指觉得猛虎毒蛇，相率而远去之。渠见其大言之得行也，则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狂矣。唯圣人视之若无有也，故彼以其大言吓人而吾听之若不闻，则其狂将自歇矣。故唯圣人能医狂病。不雅其可子桑，友原壤，虽临丧而歌，非但言之，且行之而自不掩，圣人毫不觉得异也。是千古能医狂病者，莫圣人若也。故不见其狂，则狂病自息。又爱其狂，思其狂，称之为善人，望之以中行，则其狂可以当作章，可以入室。仆之所谓夫子之爱狂者此也。盖唯宿世间一等狂汉，乃能不掩于行。不掩者，不讳饰以自盖也，非行不掩其言之谓也。（《焚书》卷二，中华书局版《焚书·续焚书》，75页》）

李贽认为，孟子把“狂”诠释为“志狂言大”当然可以当作立，但他不克不及认同把“志大”诠释为只是师法前人。他本家儿张后来者应该比前人“高视一身”，斥地分歧于前人的新的路径。“言大”指即使做不到也不敢做的工作，也可以或许“率意妄言”。因为做不到并不老是本身的过错，现实的“情”和“势”是否许可，应该是更主要的前提。实际宿世界有诸多束厄局促人的缔造精力的枷锁，出格是人道的丑恶带给人的各种限制，尤其“卑劣可厌”。那么怎么办？莫非还不成以“肆其大言”，一吐为快吗？李贽不无沉痛地说，大师都配合保存于六合之间，不成能独独一小我和其他人有何等大的分歧，所谓“狂”亦不外是借助“狂言”自高位置和愤宿世嫉俗罢了。换言之，“狂”更多是在他人的眼中呈现，是“不雅者见其狂”，所以“不雅者”们越视“狂”为“猛虎毒蛇”，避之唯恐不及（“相率而远去”），“狂者”越是感应自幸自喜，口出的大言更加毫无所惧（“唯恐其言之不狂”），亦即俗所谓“人来疯”者是也。原本是“行”不克不及践履，发为“狂言”，被视作“狂”，后来酿成明知不克不及践履，却口出“大言”，以袒护本身的实相。不难发现，这已经不纯真是对“狂”做语义学的诠释，同时也是卓老在夫子自道了。

呵呵！那时后宿世无人不觉得“狂”的李卓吾，本来有这很多难言之隐。本来在他那边“狂”也有某种袒护的感化。说开来，这不就是今人所谓的“自我流放”吗？这不也就是李白的“人生活着不称意，明朝披发弄扁舟”吗？狂乎，狂乎，几多好汉之士的辛酸假汝以行。

二

李卓吾的思惟和明朝的心学魁首王阳明有直接渊源，王学后进良多都是他的伴侣。王阳明提出的不以孔子的长短为长短的本家儿张，对李贽影响极大，李的著作中此类谈吐到处可见。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孔子思惟就被奉为圭臬，所谓“曾经圣人手，群情安敢到”（韩愈）。历来狂客的所谓“大言”，大都涉及对儒家权势巨子地位的置疑。王阳明、李卓吾如斯，李白、阮籍、嵇康亦复如斯。李白示“狂”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前面举证过了。嵇康的名言则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不外他们所置疑的不是原孔子和孔子的原思惟，而是后来附加在孔子头上的放大的光环，以及从孔子思惟中“支离”出来的部门。是以李卓吾和王阳明之所为，都是要还原真孔子，并不是简单的“非圣”。相反，李卓吾认为“圣人能医狂病”，“圣”可以“息狂”，唯圣人可以或许做到“爱其狂，思其狂”，可以或许称狂者为“善人”。

王阳明不消说更纯粹是一个前不见前人后不见来者的“狂之圣者”和“圣之狂者”。阳明的思惟标的目的有“三变”、“四变”及“五溺”之说，要之是少年期间“驰骋于词翰”，随后收支于佛道二氏，然后“居夷处困”，最后名顿开由悟道而入于圣学之域（见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吴光等点校《王阳明全集》下册，1574页，上海古籍出书社）。而入于圣域的标记，是“致良知”学说的发现和建构完当作。令人讶异的是，当阳明子入于圣境之后，对“狂”的义涵又付与了新解。他说：“吾自南京已前，另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遮蔽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全国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年谱》三，《王阳明全集》下册，1287页》）这番话是嘉靖二年二月阳明子五十二岁时和门生们讲的。《明儒学案》的记录，文字稍有异同，作“门人叹师长教师自征宁藩以来，全国谤议益众。师长教师曰：‘我在南都以前，另有些子乡愿意思。在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才做得个狂者胸次，故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中华书局版《明儒学案》上册，216页）。毫无疑问，此时之阳明子已完全进入圣境，但他不仅不排拒“狂”，不摈斥“狂”，反而视“狂”与“圣”为一体，甚至把“狂”视为当作圣的需要前提。所以他说到南都之后“才做得个狂者胸次”。就是说，一小我只有拥有了狂者的襟怀胸襟和雅量，才有可能当作为圣人。显然阳明子和李卓吾等明儒对“狂”的诠解，把“狂”的道德境界和义理品阶大大晋升了，酿成与孔、孟接踵而不不异的儒圣和儒狂的思惟。

孔子对中行、狂、狷、乡愿的“四品”取标的目的，立场原极分明，传统的诠释，出格是孟子的诠释，中行为第一，狂为第二，狷为第三，乡愿第四。也可以把狂和狷合而为第二。孔子对乡愿的深恶痛绝已见之“德之贼”的四字恶评，后来的儒者对此均无异词。孟子解“乡愿”义最切，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宿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清廉，众皆悦之，自觉得是，而不成与入尧、舜之道。”（《尽心下》）意即这种乡愿的人，你要非议他，却举不出证据，想骂他一顿，也不知从何骂起。他不外是与俗气的社会现象和习惯随波逐流罢了。看上去一副忠诚诚恳的样子，行为上仿佛也没有什么不清廉的处所。这样的人有谁不喜好呢。他本身是以也以一贯准确自居。可是很可惜，这种乡愿的人永远也不克不及当作为圣人。至于不克不及入于圣的来由，王阳明讲得很是清晰，认为此种人的“忠信清廉”是为了“媚正人”，“随波逐流”是为了“媚小人”，他的心已经粉碎殆尽，所以不克不及与人尧、舜之道。可是“狂者”呢？阳明子说：“狂者志存前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王阳明全集》下册1287—1288页》）

此可知“狂狷”和“乡愿”是“四品”中完全对立的南北极。狂可以入圣，可以让“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如同凤凰遨游于高空，一念之间即可实现超越。所谓入于圣域，就是实现精力的自我超越。既然如斯，那么“四品”的排序，“中行”还可以或许居诸品之冠吗？莫非不该该将位置让位给“狂”吗？其实最有可能与“乡愿”随波逐流的恰好是“中行”。孔子慨叹“中行”的“不得而与”，是梦寐以求，仍是“中行”自己就是一个流动的范围，不轻易和人类的生命体发生不变的毗连？也许“中行”只是一个假设的状况，是孔子但愿的道德抱负，实际糊口中并不真实存在。所以孔子游走方圆，终于不曾碰到这类人物。最后在陈国，出于不得已，发为慨叹说：“归去罢，归去罢，我的那些学生固然狂简，但都很有文采，想法子施之以教，不愁他们没有作为。”（《公冶长》）然则孔子已然改弦更张，不再寻找“中行”之人，而将把目光投标的目的了狂狷之士？其实孔门门生中有一个叫曾皙的，也就是那个欠好好回覆教员的问题，却一小我在一旁鼓瑟的“点”。他的这个怪异的行为，组成了“点也狂”的典故的来历。但孔子似乎喜好这个挺拔独行的学生。“吾党之小子狂简”里面，大约必然包罗“点”这个拿手生吧。

宋代大儒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也都注重到了“点也狂”的问题，但程朱对“狂”的立场，如前所说，很少做正面评价。对《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点”即曾皙的表示，明道（程颢，大程子）的评价是：“行有不掩焉者，真所谓狂矣。”（《程氏遗书》“明道师长教师语”二）这依据的是孟子给心猿意马的“狂”的界说，即谈吐行为都不稍假掩饰，既不以行袒护言，也不以言袒护行。前引李卓吾论狂，已及此义。伊川（程颐，小程子）则说：“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程氏外书》卷三）但伊川认为“点”的怪异之处，是领会孔子心里的设法，即大白“圣人之志”。然则“圣人”何志？子路、冉求回覆孔子问志，都关乎一个国度若何强国富平易近，公西赤则愿意当交际场所的一个小司仪。只有曾点暗示，本身“异乎三子者之撰”，他喜好在阳春三月，和一群友人带着孩子们，在沂水边洗澡，一边走一边在路上唱歌。曾点所讲，正好与教员的设法暗合，故“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进步前辈》）。

程朱固然看到了“点”的狂，但对“狂”和“圣”的正面毗连，似乎无所见。他们秉持的是《尚书》“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尚书》“多方”）的思惟，认为狂圣无法合一。王阳明就分歧了，对《论语》此章有别的的讲解——

以此章不雅之，圣人多么宽洪包含景象形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门生，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兴起瑟来，多么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合错误师之问目，都是大言。设在伊川，或诃斥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多么景象形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厄局促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当作就他，狷者便从狷处当作就他。人之才华若何同得？（《传习录》下）

阳明子对曾点的“狂态”极尽歌颂之能事，且对小程子的立场做了一个带有微讽的假设，此可见宋学和王学的异同地点。

而当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王阳明和门门生共度中秋的时刻，他写了《月夜二首》，其第二首又颇及“点也狂”的本领，兹特抄录出来供读者赏不雅。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平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当作。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王阳明全集》上册，787页）

诗的头两句交接时地人布景，据《王阳来岁谱》记录，此次中秋宴聚有百余名友朋和门门生加入，在浙江绍兴乡间天泉桥的碧霞池上，那时阳明五十三岁，生平可贵之盛。第三四句自叙怀抱。五六句对朱子的学理暗示质疑，认为问题本家儿要出在为学的过程过于繁琐支离上。昔时朱陆鹅湖之会，陆九渊所示诗中便有“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之句，阳较着然是借用鹅湖之典。最后两句“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是为全诗的点睛，歌颂“点之狂”深获他的胸肚量抱。

是以阳明子不愧为“圣狂”的典型。行笔至此，不禁想到了陈寅恪师长教师一九二九年给海说神聊大汗青系同窗的赠诗，此中有“生成愚儒自圣狂，念书不愿为人忙”句，可为阳明的“圣狂”立一注脚。

三

王阳明、李卓吾之外，明代的狂士还有良多。王门后学受影响于师风，又不具有真正的“狂者胸次”，成果有的竟流入“儒为狂儒，禅为狂禅”的境地（《明儒学案》卷二十六“南中王门学案二”）。福建的唐顺之是和“后七子”同时的晚明文坛“唐宋派”的代表，他和陈琛、林希元，日常平凡住寺庙，要么闭户念书，要么行走于街市，非僧非俗，至被称作“泉州三狂”（《明儒学案》卷五十二）。而秉承王学流风余韵的东林党人，更是一个有组织的狂士的群体。顾允当作坦承：“生平左见，怕言中字，觉得我辈学问，须从狂狷起脚，然后能从中行歇脚。”（《明儒学案》卷六十“东林学案三”）另一东林党人钱启新则说：“圣门教人求仁，无甚高远，只是要人不坏却心术，狂狷是不坏心术者，乡愿是全坏心术者。”（《东林学案二》）为士之能“狂”找到了更多的理据。不外我们切磋明代之“狂”，还有三小我不克不及不为之一提。一个是方孝孺，一个是徐文长，一个是袁宏道。

方孝孺糊口的年月比力早，十二岁收明，是明朝的名儒帝师宋濂最满意的弟子，其功业本家儿如果朱元璋身后辅弼建文帝当朝四载，宽仁厚德，社会风气为之一转。燕王朱棣起兵篡位，方孝孺因拒不草圣旨而遭遇灭十族之祸。原本朱棣的谋士僧道衍建议不要杀方孝孺，“杀之则全国念书种子绝矣”的名言，就出自这位谋士之口。但孝儒的表示是过于刚烈不平了，圣旨不写不说，反而当着朱棣的面在诏纸上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他死的时辰年只四十五岁。方孝孺留给人们的印象，本家儿如果不事伪统的气节和惊天动地的刚烈，和狂与不狂似无与。但所以有那样惨烈的表示和他的狂者性格不无关系。他有《后正统论》一文，其结从头至尾处写道：“果以予言为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亦即若是认为他的文章是狂者之言，那么随意好了。“你说我是狂者我就是狂者！”他在另一处还说过：“周公、孔子与吾同也，可取而师也；颜子、孟子与吾同也，可取而友也。”公开暗示，周公和孔子跟本身不异，他才当做教员；颜渊和孟子与本身不异，他才认做伴侣。如斯狂言，诚然是狂者之言，应无疑问。他本身也说：“众若骇然而惊，愕然而相顾，悱然笑予觉得狂。”（《尚志斋记》）他写的《红酒歌》也有“醉来兴发恣豪狂，高歌起舞当夕阳”的句子。则方孝孺之狂，于此可见一斑。当然方孝孺的狂，是狂之正者、狂之刚者和狂之烈者，是正统儒者的六合之狂，也是不狂之狂。

徐文长和李贽同时，绍兴人，平生坎坷，也有过狱中履历，但坐牢的原因却因为思疑其妻不忠而掉手酿祸。至于是不是他本人一向患有脑疾，研究者说法纷歧。也许是本性中已生就了不肯接管任何羁绊的种子吧，是以他的怪狂表示在从糊口到艺术的各个方面。他绘画的技法是“狂扫”、“狂墨”，自称“我亦狂涂竹，翻飞水墨梢”，也就是大适意。《徐渭集》中涉狂的诗作良多，如“醉去狂来呼李白，披发题书万竹中”（《对明篇》）、“恨不颠狂如大阮，欠将一哭恸兵闺”（《拟吊苏小墓》）、“莫言白首疏狂客，也貌朱阑富贵花”（《某君生朝抹牡丹为寿》）等等。若是如凡是所说，有一些艺术家其实就是“疯子”，那么徐渭应该是此中的不打扣头的一位。袁宏道的《徐文长传》论述的：“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石公曰师长教师不偶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师长教师者也。”应是真实写照。

袁宏道和兄宗道弟中道是李贽的厚交老友已如前述，他们能由衷赏识卓老的品格可知他们本身的价值取标的目的。事实上宏道也是晚明的一位领军狂士。第一次和李卓吾碰头，他的赠诗就有“老子本将龙作性，楚人元以凤为歌”句。盖“三袁”是湖海说神聊公安人，故援楚狂以自况。其《记药师殿》一文自述生平，有“余性狂僻，多诳诗，贡高负气，目无诸佛”的措辞，是狂而不讳者也。出格是他写给友人张幼于的一封信，可直视为一篇“狂颠”专论，为文海艺苑绝少见的文字，兹特请列位静心一不雅。

仆往赠幼于诗，有“誉起为颠狂”句。颠狂二字甚好，不知幼于亦觉得病。夫仆非真知幼于之颠狂，不外因前人有“不颠不狂，其名不彰”之语，故以此相赞。现在人送富贾则曰“侠”，送知县则曰“河阳”、“彭泽”，此套语也。夫颠狂二字，岂可等闲奉承人者？狂为仲尼所思，狂无论矣。若颠在前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释，有普化焉。张无尽诗曰“山会里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颠”是也。化虽颠去，实古佛也。求之玄，有周颠焉，高帝所礼敬者也。道教尤多，他如蓝采和、张三丰、王害风之类皆是。求之儒，有米颠焉，米颠拜石，呼为丈人，与蔡京书，书中画一船，其颠尤好笑。然临终合掌曰：“众喷鼻国里来，众喷鼻国里去。”此其去来，岂草草者？不肖恨幼于不颠狂耳，若实颠狂，将海说神聊面而事之，岂直与幼于为友哉？（《袁宏道集》卷十一“解脱集”之四“函牍”）

看来是袁宏道给这位姓张名幼于的友人先有一首赠诗，此中有“誉起为颠狂”的句子，此友不甚觉得然，宏道遂写信加以诠释。他说“颠狂”这两个字，可不是等闲许人的，因为这是很高的赞誉。前人已经有“不颠不狂，其名不彰”的风行说法。“狂”是孔子思虑的问题，这里可以不会商。就说“颠”吧，也是不轻易获得的称号。佛家却是不讳言此语，所以张无尽有“山会里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颠”的诗句。张无尽即宋朝的丞相张商英，声闻极大的佛门居士，别史笔记多有他学佛的故事。“普化”是普化禅师，唐代有名的颠僧，据说是日本临济宗的开山祖师。周颠是朱元璋喜好的一个亦僧亦道的江湖方士，不知姓氏，过从者只以“颠”相等。儒家方面的则有米南宫米颠，前面笔者已略及，此处中郎（袁宏道号中郎）谈得更具体。最后中郎标的目的他的友人说，就怕友人不颠，若是真的癫狂，他愿俯首称臣。

我们看到，袁宏道对狂颠的风致赐与了多么高的评价。他认为儒、释、道三家都不否定“狂“的合理内在。而在《疏策论》“第五问”里，他进一步称“狂”为一种“龙德”，说“自汉而下，盖有二三好汉，得狂之心而拟龙之一体者”，如汉代的张良、晋朝的谢安、唐朝的狄仁杰，他们虽有狂智、狂沉、狂忍的区分，也就是“狂体分歧”，但在“近龙德”这点上是不异的。当然狂有多种，可以区分出诸多个阶次来。王阳明的“圣狂”，应该是最高的。宏道所渭“龙德之狂”，是仅次于“圣狂”的另一种，是可以兼济全国的寄道之狂，张、谢、狄之外，前述方孝孺之狂亦可作为代表。袁宏道出格提出，对这种狂能寄道者，需要有识此外目光，不然人才就有被藏匿的危险。是以他写道：“若晋之陶潜，唐之李白，其见机皆可大用，而宿世特无能用之者。宿世以若报酬骚坛曲社之狂，初无意于用宿世也，故卒不消，而孰知无意于用者，乃其所以大用也。”（《袁宏道集》卷五十三“未编稿”之一“疏策论”第五问）袁宏道显然认为陶渊明、李白是有“龙德之性”的人，其狂应是“龙德之狂”，而分歧于“骚坛曲社之狂”。是啊，传统社会的伶人文士也多矣，此中不乏狂怪之人，但这种“狂”和龙德之狂不克不及同日而语。故袁宏道说：“道不足以治全国，无益之学也；狂不足与共全国，无用之人也。”（《袁宏道集》卷五十三“未编稿之一”）即在袁宏道看来，生之为士人（现代一点的说法也可以叫常识分子）若是不把本身的学问和家国全国联系起来，是为“无益之学”，而没有一点“狂”的精力，或者狂而不心系家国，最后会当作为一个废人。

袁宏道强调对士子之狂还要做另一种区分，这就是“傲肆”之狂和“恬趣远识”之狂的区分。他说：“盖曾点尔后，自有此一种门户，恬于趣而远于识。无门路可寻，辟则花光山色之自为工，而穷全国之绘不克不及点染也；无辙迹可守，辟则风之因激为力，因窍为响，而竭全国之智，不克不及扑捉也。其用也有入微之功，其藏也无刻露之迹，此正吾夫子之所谓狂，而岂若后宿世之傲肆不检者哉？”（同上）一种是“恬于趣而远于识”，一种是“傲肆不检者”，这是又不克不及同日而语的两种狂。宏道认为前者就是曾点以来的孔子所谓狂者，这是一种不着陈迹的天然之性，而不加检核的“傲肆”，不外是“饱食终日，无所专心者”，或者是“游谈不根之平易近罢了”。他出格暗示，他的这样一番令人警醒的话，是“专为学狂而无顾忌者”而发的。他的一首诗也有“东皋犹滞酒，余乃醒而狂”（《袁宏道集》卷四十六“破研斋集”之二）句，应是真实的自况。事实上他对那时的“狂禅之滥”，也有过攻讦之词。

尤其有趣的是，袁宏道在《募修瑞云寺短序》一文中，开首征引了陆游的《蒙泉铭》所讲的一段掌故：“往昔尝过郑博士，坐有僧焉。余年少气豪，直据上坐，索酒径醉。博士与余曰：‘此妙喜也。’余亦不辞谢，方说诗谈兵，旁若无人。厥后数年，余老于忧患，志气摧落，念昔之狂，痛自悔责。”放翁此文的“念昔之狂，痛自悔责“八个字，引起了袁宏道的共识。因念及昔时乡僧说法京师，他“高谈一乘，玩侮讲席”，其狂固不在放翁之下。可是现在呢？“予之狂尚可悔，而老当作不成再至矣。”瑞云寺的海澄法师为之下一规戒，说这个不难，只要名公施展一下化瓦砾为金的神通，老当作便可望回来。宏道知道海澄是借此话头“以忏昔狂”，是以感伤益多（《袁宏道集》卷五十四“未编稿之二”）。袁宏道此文采纳如斯的写法，申明他对“狂”不仅有分疏，也有必然的反悔之意。看来宏道属于狂之醒者。

作者：刘梦溪    

来历：《念书》